陈佐洱《香港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致辞

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香港智经研究中心、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香港政策研究所及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协办的“香港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6月20日在香港举行。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教授出席日研讨会并致辞。

 

陈佐洱会长的致辞全文如下：

 

《香港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致辞

 

(2014-6-20香港)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下午好。

 

首先，我要代表全国港澳研究会感谢智经研究中心、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和我会联手举办这场研讨会。我还要感谢抽出宝贵时间来出席今次会议的在座嘉宾。各位都是香港、内地乃至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学者，难得共聚一堂，一起关心香港经济的发展，研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香港的美好明天贡献聪明才智。相信我们会度过一个很有意义的下午。

 

全中国有一个共识，就是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祖国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国更好。10天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是对以上共识全面完整的阐述和最好解读，共识“四好”是在17年的实践中一步步形成、不断地深化的。白皮书不仅全面准确宣示了“一国两制”的真谛和丰富内涵，而且系统介绍了特区制度在香港的确立，特区各项事业取得的全面进步，中央政府对香港繁荣发展的全力支持，讲法，讲理，讲事实，既有经验总结，也有思想指导，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白皮书里列举的中央政府对香港方方面面的全力支持都是事实，其中许多方面我都曾参与执行，还有许多故事少为人知，请允许我占用几分钟讲一个支援新机场解除货运瘫痪的故事：

 

1998年上半年，香港新机场建设工程终于大功告成。7月2日一夜之间从启德转场赤鱲角，创造了一个奇迹。可是到了7月7日，机场货运站的电脑系统和机械设备突然出现严重故障，大量待出港的货物滞留，进港的飞机无法正常停靠卸货，货运服务陷入了瘫痪。有传媒估计每天损失高达18亿港元，报纸甚至刊出“救救机场，救救香港”的醒目标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难题，特首董建华7月13日向国务院港澳办发函，第一次开口请求中央政府支援，希望有需要的航空公司能借用深圳黄田机场(现更名宝安机场)，帮助香港维持重要的货运服务。国务院港澳办当日下午收到董先生的函，随即提出建议上报。14日上午，正好国务院举行会议，钱其琛副总理跳过了公文周转的正常程序，直接在会场上将呈文送到主持会议的朱镕基总理面前，朱总理马上作出了要全力支持香港特区解困的重要批示。不到下午4点，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就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支援方案。其后我同与会部门代表立刻前往深圳，与广东省、深圳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通宵开会研究方案，经过一系列特殊的安排，确保经黄田机场转运的货物可以在40分钟内到达香港或由香港直达黄田机场装上货机。

 

18日上午8时——离董先生写信不到5天，黄田机场就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中央政府及时雨般的援助，大大提升了外界对香港、香港新机场的信心。

 

白皮书指出，“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对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大历史转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的确，领土完整回归了，人心的全部回归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现在发表白皮书以正本清源，恰逢其时。

 

我先后在三任总书记、一任委员长、三任总理和三任国家副主席领导下从事涉港澳的一些具体工作共26年余，可以负责任地对各位说，每一位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风格或许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时时刻刻把香港、香港同胞放在心里的，他们是全国港澳工作者的榜样。至于我个人，垂垂老矣，但后半生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所以一直对它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和期待。在与700万同胞一起为香港取得的每一个进步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曾感受过两次痛心。

 

两年前，我在香港与20多个青年团体座谈时回答提问，我说看到少数20岁上下的年轻人挥舞“米字旗”，唱英国国歌，在街头、在中联办、解放军军营门口打出标语呼喊“中国人滚回中国去”，“南京条约万岁”，“香港的唯一出路是独立建国”时感到痛心，我说那面“米字旗”不应该出现在街头，而应该放进历史博物馆。现在20来岁的青年回归时才是呀呀学语的娃娃，他们成长过程中知道了多少中国香港的历史?为什么回归前尚有45%约5万香港中学生修读“国史”，而现在只剩下约7千人选修了呢?习近平主席去年两次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试问，如果连自己民族的历史都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前途与未来呢?

 

另一次痛心是近期我看到的一组数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最新全球竞争力排行榜，香港由前年第一名降至去年第三，今年更跌落至第四，2005年以来首次跌出了三甲。从经济总量看，香港在全国的份额也已经从过去的20%多降至3%了。面对这些数据，我们再没有理由当龟兔赛跑中睡觉的兔子了。应该站在狮子山下深究后进的原因，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恐怕主要还是由于内部过多、过激的人为争拗，拖慢了当年享誉全球的“聪明、勤奋、顽强、高效率、快节奏的中环脚步”，使得香港在过往10多年里错失了一次又一次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机遇。作为一名研究港澳问题多年的学者、退休官员，我赞同上月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发表的谈话“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官员到立法会履行工作职责必须得到尊重，立法会的正常秩序应得到有效维护。我们反对任何滥用议事规则，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进行干扰、损害香港公众利益的行为。”我也反对所谓“占领中环”的违法言行，一旦成事，对于经济民生造成的后果难以估量。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明知违法不可为而为之，还要蛊惑青年，误人子弟，误人前程，于心何忍呢?

 

这两次痛心感受，恐怕是自己在实践“一国两制”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既然是新情况，就得去研究，分析，去迎接挑战，一旦赢得了挑战就创造了新的机遇。

 

香港回归以来，特别是CEPA实施后，与内地的经济融合进一步加快。在自由港、低税制、法治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比较优势下，经济不断向服务业聚集，目前占比已超过93%，并且形成了高端金融服务业和低端商贸服务业两大核心产业，还有与之相配套的航运物流、旅游和工商专业服务。高端金融服务业是香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低端商贸服务业则集聚了大量就业人口，这两大核心产业是目前香港经济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凡是要动摇香港经济基础、引发社会动荡的势力就必然要把冲击乃至摧毁这两大基石作为主要途径和手段。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引发香港政经危局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当时正是国际势力的介入与博弈使香港金融经济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香港历来是国际投资者公平竞争的聚宝盆，国际投资者和香港本地投资者共同构筑了香港金融经济的繁荣，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始终为此提供充分保障。但是近一段时期来的一些现象似乎令人有些费解：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香港金融业各式各样的跨境套利、套汇等活动频现，特别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后，国际金融资本在香港的流动和聚集更加活跃，2010年以来已有包括超级对冲基金在内的20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来港落户，他们的目的和策略尚不为外界所知。与此同时，蔓延到金融界内部的鼓吹“占领中环”威胁，恐怕就是意在国际上营造香港金融环境将不稳的错误预期;也就在这时，那位自诩为“中国老朋友”、曾长期在高盛从业的某国前财政部长也在电视采访中“唱空中国”，评贬中国的银行业“已经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各国的状态一样严重”。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防范和化解香港经济金融危机既是维护香港政治社会稳定安全的重大挑战，也是维护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重大挑战。在中国迅速崛起和人民币加快国际化的进程中，香港作为中国唯一的世界城市和国际金融、商贸中心，是中国资本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要地，有外部势力对其觊觎实在也不算太奇怪。各位学术界的同仁，我举例这些公开的现象，是谦卑地请教，请赐予解答的良玉。

 

自从国务院新闻办的白皮书问世10天以来，全国港澳研究会的三地会员认真研读，热烈讨论，在全国三地的各种公开场合、媒体以及我会内部的微信群纷纷发表意见评论，可谓畅所欲言，百家争鸣。白皮书的结束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征程上，既要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确保“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又要积极有效应对香港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面对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调整和变化，香港需要不断提升竞争力;香港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共同化解;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不断深入，需要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协调，妥善处理民众关切。同时，还要始终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防范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研究解决好这些问题，深化“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必将进一步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我愿意借用白皮书结束语中的这段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的确，中国的香港澳门很值得研究，很有得研究，天地广阔。

 

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中新社香港6月20日电 (记者 赵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