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黄埔》首映 引入非专业演员参与

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纪念日，当天深圳欢乐海岸创展中心聚集了来自海峡两岸的黄埔后代、关注黄埔军校历史的各界民间人士以及不少深圳市民。

 

90年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俗称“黄埔军校”)正式成立，一批批中国青年跨过刻着“升官发财请走别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的大门走进黄埔军校，并成为抗战中的年轻军官。

 

如今，凝聚华人圈几代人情愫的《惊涛伟岸——黄埔军校90周年致敬展》暨纪录片《黄埔》首映礼在深圳举行。这部由两岸纪录片机构深圳越众影视、台北卓越文化和深圳广电集团联手打造的10集纪录片日前已正式在深圳电视台向观众播放。持续1个月的致敬展将集中展现90年前国共两党联合建校、共同抗战的历史主干，网罗了大陆、台湾、香港等地民间收藏家以及建川博物馆的部分藏品。

 

打捞黄埔历史

 

“黄埔军校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用到，比如一个地方很出人才，就会被比喻成某某行业或领域的黄埔军校。”在致敬展上，前来参观的深圳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虽然曾看过中央电视台关于黄埔军校的纪录片，但国内对于这段历史的资料并不多，她对于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黄埔军校建校历史、精神气质并不是很了解。

 

“90年前的此刻，距此地122公里处的珠江畔，一所军校横空出世，从此国势版图多了阳刚。这所学校，‘亲爱精诚、旨在和平，一出生却身陷战争。凶嚣侵华的冈村宁次曾道：‘欲征服中国，不怕四万万中国人，只怕分布在中国各地的黄埔生。’不论当年那个黄埔生是在西安还是延安，他只是不惜一死为换一国之安。”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纪录片制片人兼策展人邓康延在首映礼上说，这样的黄埔军校和黄埔人，国人的了解并不够。

 

此前，邓康延曾制作纪录片《先生》，展现蔡元培、胡适、马相伯、竺可桢、陶行知、陈寅恪等民国先生的风骨。“如果《先生》是讲中国的‘文士’，《黄埔》则是讲中国的‘武将’。”邓康延说，制作《黄埔》的初衷是“不以党派的角度评判，只以中国人的立场致敬”。

 

10集纪录片《黄埔》共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黄埔前传》，记录学校开创到北伐誓师共5集，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的故事(1924—1927年)。第二部分《黄埔英烈》，以22次大会战为线索，记录黄埔生的牺牲与贡献，亦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的历史(1937—1945年)，回溯那个年代黄埔人及中国人的悲怆与光荣。“民间视角、敬重历史”是《黄埔》的最大特征。

 

《黄埔》导演由华人圈抗战纪录片第一人、台湾著名纪录片制作人陈君天担任，他此前曾制作与抗战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当时积累的大量老兵访问资料成了《黄埔》的宝贵素材。

 

“当初访问过这些老兵，后来为了拍《黄埔》又去找。黄埔军校有十几期的学员，我们就从素材库里检索，找到这些老兵，弄清楚他们是几期生、具体做到什么官衔、哪一年去世、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话、这些话跟黄埔军校有没有关系。”陈君天说，这些资料有的是影碟，有的就是带子，堆满了七八面墙，资料的检索可谓“工作量巨大”。

 

除了使用历史影像资料和相关人士口述的影像资料，为更好地将抽象的“黄埔军校”概念具体化，《黄埔》还引入了非专业演员参与演出，采用情境回放、动画以及历史图片影像融汇等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力求让片子富有故事性和当代感。

 

2012年7月，《黄埔》的制作启动。陈君天写了90多个故事脚本，设计了80多个细节场景，之前几个月深圳越众影视抽调几乎全部人力加入剧组，赶制黄埔军校道具、联络拍摄。两岸人马曾到广州、惠州、中山、深圳大鹏古城拍摄。

 

由于预算有限，剧组还需要根据资料自己做道具。陈君天学美术出身，还在台视当过3年美术组组长，又长期在电视台工作，“看一个东西，能判断大概多大尺寸、怎么做出来。”凭经验，陈君天带着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尽可能做出贴合历史实际的道具。年轻演员难以进入历史情境，陈君天爱在现场“讲戏”，为了更好还原现场，常常亲自示范。“不知道怎么摔，我摔给演员看。”

 

在邓康延看来，他们所做的是对历史的重新“打捞”，而“写史、办展、拍纪录片，都要争取不要一字无出处”。制作《黄埔》期间，邓康延也在海峡两岸、全国各地寻找了各方关注黄埔军校历史的专家、民间人士的支持。

 

民间力量写史

 

“梳理1937年至1945年的时间轴，跌宕的情结可用四字概括‘清退、牺牲’。因为过去长久荒芜的岁月，和我们备展仓促的时间，中国阵亡军人的牺牲，即使数据也难以统计和寻觅。比起日本兵死亡统计到个位数，甚至荣及战马和军犬，我们这个缺少墓碑的民族，太显粗糙。”邓康延在致敬展上说了这样一段话。而陈君天则认为，“我们在做历史专家做的事。”

 

在他们看来，纪录片比白纸黑字要有力得多，而当事人的口述史更是弥足珍贵。“当这些黄埔人逐渐老去、离开这个世界，他们所记得的历史也将渐渐离我们远去，如果没有人记录这些，后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将会是一片空白。不知道历史，不知道是非，又算什么国家？”据了解，《黄埔》里出境的老兵，大部分已经去世。

 

邓康延认为，古代有史家秉笔写史，现在则可以民间写史、全民写史。虽然每个人的力量都是微弱的，但每个人讲述和记录自己生命中所经历的故事、自己身处的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个体命运的汇聚就是中国大历史。

 

而在中国以及深圳，正有越来越多的民间“写史”力量出现。“比如中国有很多一直关注最后的抗战老兵和制作抗战影像的公益人，应宪、胡南、孙春龙、孙冕、李正、戈叔亚、高小龙、南岛等。”邓康延说。

 

“其实有很多事情需要民间来做，也许有很多政府看不到的地方，民间力量可以将那些地方照亮，又反过来倒推政府作为。”陈君天认为，他所接触的很多民间人士都有这种精神，而且已经在行动。

 

“我们这次的展览几乎全部依靠民间支持。”邓康延告诉记者，在开展前，实物展的展品总共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最后时间，民间人士纷纷相助——黄埔后代名人张晓风从台北送来了7枚胸章、惠州收藏家刘先生则拿来了他收藏的3把珍贵的中正剑、当年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携几十位艺术家5年绘制的800米长卷“浩气长流”首度在大陆展出……

 

为什么深圳可以做这件事？邓康延觉得：“深圳官方以及民间各界有共识，都觉得这样的记录是有意义的。有不少深圳企业及商业机构也开始愿意投入力量支持民间记录者。”

 

“由海峡两岸的民间纪录片机构联手做的这部纪录片得到了社会各界赞许、支持，虽然当前还存在意识形态纷争，对历史评判有不同声音，但应该看到两岸政府的开明度以及民间力量的活跃，这些会是良性循环。”邓康延透露，今后他还将继续一系列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题材则包含抗美援朝、民国名媛等。

重提黄埔精神

 

这几天，“黄埔精神”被无数人无数次提起。“黄埔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现在有好几种说法，我觉得只有一种是对的，那就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著名艺术家陈丹青的父亲、黄埔后人陈兆炽15日晚在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讲述了他对“黄埔精神”的理解。

 

“把时间和意识形态的尘土拨开，能看到历史里的明亮和璀璨。中国文人的风骨、武将在国难当头的气节，从老人讲的当年往事中可以体会到。”邓康延表达了他对“黄埔精神”的理解。

 

“在那样一个年代，军阀混战、列强环绕、生产力低下，多少青年想热血报国却苦于没有机缘，中国有了一个黄埔军校，大家纷纷奔走相告。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情怀，从第一期开始，黄埔军校就出现了一批批敢于献身、为的是国家强大的赴死之躯。”在邓康延的理解中，贪生怕死、只求升官发财不是黄埔人，牺牲小我，挽救国势才是。“他们迅速让自己强大起来，有知识有武艺、看似单薄的躯体能担当。”邓康延说。

 

陈君天则认为，在当下社会重提“黄埔精神”具有特殊的意义。“‘黄埔精神’产生在一个贫瘠的时代，是特殊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杰出年轻人碰撞出的火花，是时空交错才出现的。我所理解的黄埔精神是凭着意念来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陈君天提到，《黄埔》第二集名字叫《只有没有》。“有人说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有计划，但这在当时是不成立也不可能的，很多事情需要‘无中生有’。用无私、无我去克服一切不可能，不计成败去做一件事。这种精神不是人人都有。”

 

《黄埔》中有这样一个段落：几位老兵传唱黄埔军校校歌，最后一句歌词是“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在16日的《黄埔》首映礼上，这个段落播完、老兵的声音刚落，深圳一所中学的学生合唱团为在场观众唱起了黄埔军校的校歌。唱毕，一位90多岁的抗战老兵将手中的一把香传递给了一位16岁的学生。

 

邓康延解释，这样的段落寓意“传承”。邓康延认为，民间记录者所做的是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让国人了解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而当史实能充分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力，都会有对历史的“审美”和“审丑”，形成自己的是非观念。

 

“人是肉躯，死亡是我们的敌人，死亡挡不住，但热爱和平、用生命保卫和平的理念和精神是每一代都需要葆有的，有些香火必须传下去。而民间记录者所做的，也许就是对‘香火’的一种重新发现和挺身保护。”邓康延说。●南方日报记者 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