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南洋最后岁月：身处险境 重压下仍豪爽

郁达夫妻子何丽有与儿子郁大亚

 

浪漫抒情小说巨匠郁达夫，抗战时期出走南洋和海外蒙难曾震动中国文坛，个中原因一直以来有不少猜测。郁达夫在南洋的最后岁月到底经历了什么?

 

1、在南洋的一个小镇突然失踪

 

1938年底，郁达夫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前往新加坡，1942年初，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一批抗日文化人在新加坡沦陷前夕，乘一艘摩托舢板撤离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镇。

 

他们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开办了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任老板，化名赵廉。由于郁达夫精通日语，又会讲华语和印尼语(郁达夫学语言的天斌极高，在同去印尼的友人尚未学会印尼话之前，他就会说了)，因此在日军侵占苏门答腊岛急需翻译时，郁达夫曾被迫担任日军翻译。

 

在此其间，郁达夫目睹了日本占领军滥杀无辜的滔天罪行。因为汉奸告密，日军宣布投降前，得知郁达夫并非原旅居日本的侨商，而是中国鼎鼎有名的作家郁达夫。虽然当时郁达夫已设法买通一位日本军医，出具一张患有肺病的证明而辞去翻译一职，但由于他身份暴露后，在1944年夏拒绝了日本宪兵部声称为了“安全”要送他到东京或上海的提议，日军在宣布投降后，害怕郁达夫用他那作家的笔锋向国际法庭控诉日军在印尼滥杀无辜、残暴作恶的罪行，并为审讯日本战犯作出有力的佐证，因此在仓皇溃退之际，用极其卑劣残忍的手段，把郁达夫秘密绑架并杀害。

 

在郁达夫被绑架的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像往常一样，郁达夫吃过晚饭后坐在客厅里与几位客人聊天，忽然有一个印尼青年来家里把郁达夫叫出去，郁达夫走前说有点事出去一下就回来，当时还穿着睡衣、木屐。谁知一去便从此“失踪”了。

 

当时正值郁达夫夫人怀胎十月，当晚由于郁达夫迟迟不归，夫人既担忧又焦虑，至午夜时分肚子就开始阵痛，第二天凌晨郁达夫女儿郁美兰就降生了，只差几个小时没能与父亲见面。

 

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荒野中，也有人说是被推下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仅49岁。

 

2、身处险境掩护仁人志士

 

在抗日战争中，包括郁达夫，郁家一共失去3位亲人。

 

郁达夫的祖母，在浙江富阳老家失守时，因抗拒为日本侵略军烧饭服务，出逃躲在祖屋后的山洞里，竟活活饿死。

 

郁达夫的哥哥郁华，是一位法官，为人正直、清廉，具有强烈爱国热忱、民族气节。1933年，他营救过廖承志，何香凝曾绘制一幅“春兰秋菊”图赠送给他。“八?一三”事变后，郁华任职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是当时保留在租界中唯一的中国法权机关，敌伪对郁华软硬兼施，如在家门口插一匕首、信封里装一颗子弹寄给他等等。威逼利诱都被他义正词严地回绝：“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民族气节不能丧失。”他仍坚守岗位，从事爱国活动。1933年11月23日上午，在去上班所乘的黄包车上，被日伪汉奸开枪暗杀，壮烈以身殉国。

 

郁达夫的一生，尤其是在新加坡、印尼的最后时期的言论行动，都体现了他一贯的鲜明主线——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夏衍在《忆达夫》一文中曾提到，1947年2月，他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的侨领。”同年5月，一位印尼共产党员也曾对夏老说：“这位赵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张楚垠在1985年北京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提到了几件事：郁达夫当日本翻译期间，利用日本宪兵不懂印尼话、华语，印尼人、华人不懂日本话，居间折冲，做了许许多多好事。有一次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两名曾见过陈嘉庚的筹服会委员(被迫的)到巴雅公务，来势汹汹要搜捕侨领陈嘉庚，郁达夫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使得宪兵队长大怒，大骂他们。那几个人莫名其妙，只好抱头鼠窜。郁达夫随后用中国话斥责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据叛徒告密，日本宪兵到近郊某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一份印尼共产党员名单，郁达夫看了看，机智地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讨账的账单。”宪兵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名单撕碎扬长而去。那“农民”以惊诧、感激的目光送走了这个不知名的恩人。

 

当郁达夫被日军监视时，他明白自己“身在虎穴”，随时可能丧生，所以在遗嘱上写道：“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郁达夫叫当时在印尼逃难的抗日文化人胡愈之、沈慈九、张楚垠、王任叔、邵宗汉、高云揽等人赶快离开印尼。大家劝他一道走，他却明确表示：“我已被监视，逃不了了，索性不动声色，看时机再说，但是你们必须快走!”郁达夫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大家颇为感动，正如郭沫若称誉郁达夫的那样：“不惜自我卑践，以身喂虎!”

 

郁达夫曾这样给文人下定义：“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华、郁达夫两兄弟为革命烈士。1980年，在富阳家乡富春江畔的鹤山上，建立了“双烈亭”，亭子上有茅盾书写的一块匾额——“双松挺秀”，赞颂郁华及郁达夫的高风亮节犹如两棵挺拔青松与世长存。

 

3、为何选择妻子何丽有

 

后来不少文章都把郁达夫的妻子何丽有写成是“只会讲印尼话的土生土长的华人”，其实不然，何丽有是一个命运极为坎坷的中国普通妇女。

 

1921年，何丽有出生在广东台山县江联区东碧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何丽有原名叫何如转，1931年，10岁的她，因为家中贫困，被父亲忍痛送给一户陈姓人家，从而改名陈莲有，随后被陈家带到印尼。成年后在一个制作饼干的工厂工作，回归本姓，改名叫何丽有。1943年，经别人介绍与郁达夫结婚，时年22岁，比郁达夫小25岁。由于何丽有从小家境贫困，从没机会上学，只会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尼语，所以对郁达夫的了解并不是很深。

 

何丽有在晚年时，曾深情地对女儿郁美兰说：“我与你父亲生活的那几年虽短，但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何丽有的经历使她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每当郁达夫看到妻子舍不得花钱时，就对她说：“钱你就随意花吧，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大概因为郁达夫长妻子25岁之故，因而对妻子格外关怀、体贴，尤其是当妻子身怀有孕、出门行走不便时，总要悉心搀扶妻子。这对从小受苦而又缺乏家庭温暖的何丽有来讲，感受可谓刻骨铭心。回报郁达夫的，当然也是无限的柔情。何丽有曾问及郁达夫过去是做什么的，郁达夫回答说是“读书匠”，因此每当看到郁达夫在看书、沉思或写字时，何丽有从不去打扰，甚至连走路都轻手轻脚，让郁达夫能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当有客人来找郁达夫时，何丽有礼貌地送上茶水表示欢迎后，就主动回避，有时还帮忙“放哨”。这种默契与和谐，也正是身陷日本法西斯严密监视中的郁达夫所希冀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家、诗人郁达夫，在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也是他最成熟的日子里，会与不识字的何丽有结婚，这就是郁达夫的性格。从郁达夫当时所写的几句诗中，可看出他的心境：

 

“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玉镜台边笑老奴，何年归去长西湖”。

 

4、重压下豪爽如故

 

作为赵豫记酒厂的老板，平时家中自然备有各种各样的酒。郁达夫非常善于广交朋友，他的朋友中，除了当地的华侨和印尼人外，甚至还有日本宪兵。但是每当有日本兵到家里来要酒喝时，郁达夫总是叫何丽有拿出专门为日本人准备的酒，并一再对他们劝酒喝，直至他们喝到九分醉意才罢休，而郁达夫本人却不怎么喝。等到日本宪兵一离去，郁达夫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愤恨地说：“让这种高度酒慢慢毒死这些坏东西!”

 

何丽有无比感动和自豪，觉得郁达夫这个文弱的“读书匠”还是很有血气的，非常了不起!

 

但是何丽有无法深入理解的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印尼流亡期间，郁达夫不再能工作和写作，失去了战斗的武器，处于日寇统治下的侨区，却要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对面地周旋;以他那样一个早已惯于赤裸裸地自白的人，却必须伪装做商人;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得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地口诛笔伐的日本侵略军，却要强颜欢笑，虚与委蛇;已经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能一日无酒，却为了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竟断然戒绝饮酒;为了保护革命战友和爱国侨胞，竟硬是克制了豪放任性的名士作风，忍受着屈辱，甚至豁出生命……

 

郁达夫还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他常常出门时身上装着钱，回来时却已身无分文——原来是每当遇到朋友有困难或需要用钱时，郁达夫总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相助，而且从不放在心上，更不指望得到任何回报。

 

但当郁达夫“失踪”后，却有许许多多何丽有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来看望，并送钱、送东西。这些小事对刚刚经历了分娩和失去丈夫痛苦的何丽有来说，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安慰。这种资助，在郁达夫“失踪”后的许多年里，仍在继续。

 

郁达夫悲壮的一生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就像永远不会泯灭的星星一样。胡愈之曾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