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不做事的两个人：一个钱锺书，一个王瑶

相比学术语言的严谨、简约，王瑶先生的私下谈话是最具特色的。

 

相比学术语言的严谨、简约，王瑶先生的私下谈话是最具特色的，采取的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充满幽默、机智，常出人意料，又入木三分，发人深省。但又点到即止，全看听者有没有悟性。

 

记得当年我和陈平原曾私下讨论，准备将先生客厅里的高谈阔论录音、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那将是一本更能传达先生的思想、精神的著作。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就风云突变，先生也被卷走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先生给我留下了14句印象深刻的话，有9句是可以说的。首先是对我的四次教诲。

 

1978年我入学不久，他跟我说：“钱理群，我知道，你已经39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冒出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一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做学问，好好地下工夫，慢慢地出来。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先生助手的1981年，先生专门找我谈话：“钱理群，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会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然后牢牢地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充分发挥。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者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要拒绝诱惑，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东西。”

 

在担任助手期间，先生对我的教诲反而不多。一次在闲聊的时候，王先生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

 

当时我就蒙了，只得随口回答说：“24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24小时。你怎么支配这24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我就反复琢磨王先生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对前一句话的补充与延伸，他是在提醒我：你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须要有付出，甚至有所牺牲，“不能样样求全。”

 

最后的教导，是王瑶先生逝世之前，留下的遗训。那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有点惶惶不安。先生就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有人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先生回答：“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说完这些话不久，先生就“走”了。

 

第五句话是关于他自己的选择。有一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现在老了，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挣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听了却为之一震，立即联想起鲁迅《野草》里的“死火”的两难：或者“烧完”，或者“冻灭”，而最后的选择也是：“那我就不如烧完!”

 

第六到第九句话，都是谈知识分子的。第六句话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所谓分子，就是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有过无数的讨论与争论，王瑶先生寥寥数语，就讲清楚了。

 

有一次，王先生突然跟我谈起当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来。这是很少有的，因此，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王先生说，某些知识分子看起来很博学，谈古说外，其实是“二道贩子”：对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贩卖而已。

 

王先生又说，还有些知识分子，很聪明，开始时也用功，在学术上确实作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然后，就吃老本，不再做学问了。而是到处开会、演说、发言、表态，以最大限度地博取名声，取得政治、经济的好处，这就成了“社会活动家”了。但也还要打着“学者”的旗号，这时候，学术就不再是学术，而成了资本了。当年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投资，现在就要获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这样的“二道贩子”，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恐怕是越来越多了，我因此而不能不感佩王瑶先生的“毒眼”和远见。同时也时时警戒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伪学者”。

 

王先生关于知识分子的第九句话，现在已经几乎是社会流行语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我记得王先生先是在私下里和学生、朋友说，后来，在政协会议上一说，就传开了。

 

一直到今天，人们说起知识分子的处境与选择，也总要提起这句话，王先生也确实把知识分子言说的尴尬、无奈和顽强坚守，说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提起这句名言，已经完全忘记了其发明者是王瑶。

 

我给他做助手时，王先生还说：“钱理群我让你做我的助手，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吗?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是不动，人家就把你忘了，你就负责在外面帮我晃来晃去，表示王瑶的存在。”我当时非常震惊，心中悲凉，先生太聪明，看得太透。

 

上世纪80年代不做事的有两个人，一个王瑶，一个钱锺书。

 

钱锺书在1980年代也是只整理过去的文章，新作很少。王瑶太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看得太透了，他知道现代文学研究不能做得太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真正有作为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但是他回不去了，所以他绝望，但还是积极有为的，体现的还是鲁迅精神：反抗绝望，看清楚一切，又知其不可而为之。

 

(作者系北大中文系教授，本文为其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