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国人梦想:林语堂希望全国禁种鸦片
编辑: 陈豪 | 时间: 2014-04-28 15:14:39 | 来源: 中国文化报 |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人陷入激愤之中。1932年11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约400份,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征“梦”活动反响热烈,并于1933年元旦刊出142位国人的“梦想”,其中包括林语堂、胡适、柳亚子、徐悲鸿等名流。
投稿者的梦 丰子恺 绘
母亲的梦 丰子恺 绘
编者按:不同时期,人们有着不同的中国梦。1932年,东三省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人陷入激愤之中。1932年11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约400份,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征“梦”活动反响热烈,并于1933年元旦刊出142位国人的“梦想”,其中包括林语堂、胡适、柳亚子、徐悲鸿等名流。在此,我们节选了数位学者、作家等的梦想与读者分享,试看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他们畅谈“中国梦,我的梦”,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期盼,如今,有的梦想已经实现,有的仍在努力追寻。
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
林语堂(《论语》半月刊主编):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它。
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我现在不做大梦,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我不做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我不做梦,希望民治能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我不做梦,希望政府高谈阔论,扶植农工,建设农工银行,接济苦百姓;我不做梦,希望内地军阀不杀人头,杀头之后,不要以25元代价将头卖与死者之家属;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迹;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18年不曾回去的家乡。
巴金(小说家):
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只感到冷,觉得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
那些线装书、那些偶像、那些庙宇、那些军阀官僚、那些古董、那些传统……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所以在一篇小说里,我曾写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民族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已经是太衰老了。像这样古老的民族,如今世界上再寻不出第二个来。在我们中间并没有多少活力存在着,所以我们的青年是脆弱得很(我自己也是)。我们如果得不着新生,就会灭亡,灭亡而让位给他人。那黎明的将来是一定会到来的,我的理想并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幻梦。”
“我要努力奋斗,即使前面就立着坟墓,但在进坟墓以前我们还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奋斗的生活毕竟是最美丽的生活,虽然里面也充满了痛苦。为了惧怕灭亡的命运,为了惧怕痛苦而去选取别的道路,求暂时的安舒的生活,那是懦夫。我们要宝爱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
梁漱溟(著作家):
漱所做未来中国之梦,乃十分清楚明白之梦,换言之,即由脚下向前一步一步走。若来函所云:“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在我绝无此感。在我胸中只是充满了希望和兴趣。
郎擎霄(立法院编译处):
人生之目的何在?即生存与幸福是也。吾人何时何地不求生存?不求幸福?有此幸福之欲望,则促成社会的进化,一切物质的进化,无一莫非因人类需要而促成者,然人之秉性不同、机遇各异、有智有愚、有贤有不肖,“得时者昌,失时者亡”,于是社会酿成若干阶级焉,有阶级而后有斗争,有斗争而后有混乱。故欲杜绝混乱、消灭斗争,似乎非大众平等不可,但欲使大众平等之实现,目前殊非易易,于是不得不另谋良法,使渐向大众平等之途径走,此种补救之法,愚以为必须鼓励大众心目中有三观念。一劳而得食为高尚人格,不劳而食者为民之贼(老弱残废者除外);二谋社会组织之健全,吾人自身方能享受幸福;三必须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之亲爱互助的精神。
姚楚英(新加坡南华女子学校):
中国自“五四”运动后,全国似乎苏醒了些,继“五卅运动”、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的奋斗,整个中华民族的脑筋,被热血所洗涤,已渐渐地清晰,同时精神也慢慢振作,所以未来的中国是极乐观的啊!为什么?因为一般的青年,都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勇敢的奋斗的精神,那么一家的兴衰,视乎子弟的贤与否,一国的强弱,当然也是如此,所以梦想中的未来中国,确可以把青年作权衡,孔子说:“后生可畏。”所以,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非但不会亡国,而且是光明的、进步的、科学化的、美的新中国,或者先要经过一番苦难危险,然后好像旭日的初升,照耀在太平洋岸,执东方的牛耳,为世界的新兴国,那时无论海内外的同胞,都得享受平等的幸福,同时替世界弱小的民族求解放。
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胡适(学者):
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10年或15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我可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8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监督我做一点钟(意指“一个小时”)的体操,或一两点钟(一两个小时)的室外手工,如锄地、扫园子、种花、挑水一类的工作。我想,我如果我有这样10年或15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
叶圣陶(《中学生杂志》编辑):
实际上,我是不大做梦的。至人无梦,愚人也无梦。至人甚高妙,何敢仰攀,我大概是愚人之流吧。好在现在要说的不是梦而是梦想,但是我也少有梦想。既不想在几个月之内做成一部数十万言的专门著作,也不想有朝一日得到A字大香槟的头奖。从工作室的椅子上离开,坐到家里书桌前的椅子上,这样的生活未免单调。希望少得闲暇,随便到近处走走,就只三五天也好。这是近来最真切的梦想了。
顾颉刚(燕京大学教授):
我自己只望能有安定的研究生活,能真实地对学问有所贡献,从学问中对国人的思想有所改变。我不希望虚荣,也不需要豪富,只希望没有和我胡闹和缠绕的人,使得我的生活上得轨道,后一天准能比前一天进步。更希望能活到70岁,在未来的30年中没有大病,不间断地努力下去,准能把我现在脑中存着的几个该研究的问题解决。
(本文选自《1933,聆听民国》,有删节,该书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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