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日：一种培养国家意识的新符号

 

图为程瑞芳日记手迹。程瑞芳自1937年12月8日起至1938年3月1日止，即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全城大规模屠杀时期，写下了约3万字的日记。《程瑞芳日记》与已经公之于世的外籍人士所著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东史郎日记》互相印证，堪称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又一重要铁证。

 

何建明

 

今年2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从1994年开始，南京在每年12月13日都会举行哀悼仪式，包括撞和平钟、敬献花圈等，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地方层面。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使得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培养国家意识的新符号。

 

我认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结果令我大吃一惊：77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数以百计，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积成山，但全面记述这场世界性灾难事件的作品，有影响的却只有两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写的《南京大屠杀》(译有日、英、法等外文版本)，另一部是华裔美籍女记者张纯如写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前者的贡献是：作者亲自走访了一批战争幸存者，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十分珍贵;后者则以外籍记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国外对当年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资料，其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拉贝日记》……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现有的作品或由于视角单一，或因为资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视角地深刻揭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全景。尤其让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概念，似乎基本还停留在《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也提醒我们，真的需要从国家层面来重视南京大屠杀，对我们的死难者同胞进行公祭。

 

一个意外的发现：77年前日本侵略军就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所谓“公祭”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国作家，我决意沿着数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刻苦研究日本侵华史的专家、中外作家以及日本退役老兵、民间人士所走过的足印，去重新回眸那段震惊人类史的悲惨历史，去抚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国的亡灵……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落满尘埃的历史档案和苦难记忆时，却又被一个个意外的发现而深深地刺痛了心。

 

我发现：日本侵略军在刚刚屠杀完我数十万同胞、将我美丽古都变成废墟后，竟厚颜无耻地做了一件事——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所谓“公祭”!

 

这一天是 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本侵略者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本侵略者的所谓“公祭”是在南京机场举行的，有一万多名日军将士参加。关于这一活动，在侵华日军的将士“日记”和“回忆录”中还能找到相关记载。如刽子手佐佐木到一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天寒风凌厉，似乎要下雪。全场精锐的陆海军官兵肃立无言。面对着如今已阵亡的战友之灵，献上虔诚的祈祷。陆海两军最高指挥官悲怆的祭文，震撼着官兵的肺腑，满场静寂无声。

 

二战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头号刽子手、侵华日军华中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竟然还在这“公祭日”当天赋诗两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紫金陵在否幽魂，来去妖氛野色昏。径会沙场感慨切，低徊驻马中山门。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作为一群几天内加害他国30余万人的侵略者，竟如此颠倒黑白地搞了这样一场“公祭”。然而无比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基本上无人知晓此事。但日本侵略者确确实实做了这样一次有模有样的“公祭”，似乎他们才是悲剧的主角和受害者。许多当年参加这场“公祭”的日本官兵“记忆犹深”，甚至对松井石根当时宣读的“祭文”内容也能倒背如流。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被判绞刑，为其叫屈喊冤者更不乏其人。后来日本将其灵位置放于靖国神社，多任首相数度参拜烧香。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及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战争是他们发起的，罪恶是他们制造的，然而他们仇恨与敌视的却是那些惨遭他们奴役与残害的民族和国家。为了自我的生存和强大，可以任着自己的性子与意愿，挥刀举枪，从大海的那边跨海而来，大肆掠夺他人财富与资源，任意残害他国无辜百姓，没有一丝的罪孽感，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判之后仍然不把这样的罪孽当回事，反而对自己的阵亡者倍加“怀念”并“痛祭”。

 

设立国家公祭日，符合国际惯例，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国家意识

 

中华民族一向爱好和平，我们曾经放弃了对侵略国的战争索赔——对侵略国日本的战争索赔，1945年《波茨坦公告》中有明确规定。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当时的美国等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撇开中国，与日本进行了一个交易，于1951年在旧金山签订并于次年生效的《旧金山和约》，强迫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台湾蒋介石政府放弃我们对战败国日本的索赔。尽管如此，我们不仅没有再纠缠旧账，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多次千方百计地把友善之手伸向日本，将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送去日本加强中日友好交流。但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政客却屡屡阳奉阴违，挑衅中国人民的心理底线，直把整个中华民族的怒火重新点燃起来，也让那些深埋在“万人坑”里的一个个冤魂再度苏醒复活……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不但可以警告这个罪孽深重又不愿悔改的邻国，同时也可以告诫自己的国民：要取得和平与安宁的幸福生活，就永远不能忘却历史、忘却苦难。

 

当象征国家权力的表决在人民大会堂通过后，每年的12月13日——这个带着国耻和痛苦的日子，从此就成为我们每个中国公民必须垂颅而默哀的日子。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烙在心坎上的记忆，但它可以警示我们反抗侵略，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国家意识。

 

设立国家公祭日，其实也是参考国际上一系列的做法，包括波兰二战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每年也会举办这个公祭日以扩大其影响力，哀悼遇难者，也表达对逝去生命的尊重。

 

许多国家就战争或其他历史事件中的死难者设立国家哀悼日、纪念日或公祭日，以此体现铭记历史、尊重生命的民族价值理念。官方祭奠不仅深化本民族为国际公义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贡献,还对人类反思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发起的决议草案，设立1月27日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以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罹难的600万名犹太人，让全世界人民铭记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刻。

 

美国：每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奥巴马2011年签署命令，把这一天定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定期举行纪念活动，缅怀在那场日军突然袭击中丧生的2300多名美军官兵。

 

以色列：每年犹太历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月初)是以色列的国家大屠杀纪念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在大屠杀纪念馆悼念死难者。

 

新加坡：1967年2月15日竖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并将每年的2月15日设立为“全面防卫日”，以纪念日占期间死难的同胞，并提醒新加坡年青一代牢记日本统治时期的悲惨日子，让他们了解自由与和平的可贵及全面防卫的重要性。

 

另外，在德国、波兰、英国、意大利等国都设有死难者国家纪念日。

 

国家意识的培养，是在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与影响中完成的

 

祭奠亡者，乃是生者的一种寄托希冀和自我约束与祈福消灾的行为，中国古人重之，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除头七、二七……五七、七七(断七)和百日、周年等祭祀日外，还有一年四季中的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阳等祖宗流传下来的诸多祭祀节日。这些传统祭祀，人们多数是在对自己的亲人寄托思念之情。但是祭礼周全的中国，却偏偏少了一种祭奠，即对战争亡灵尤其是国耻之痛的祭祀。

 

以往，我们缺少国家层面的公祭，来祭奠那些因战争而失去生命的人，因此长期以来也就缺少了一份内心的爱国与强国的动力。我们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30余万死难者举行公祭就是要警示国人：这是一段不可更改的、血凝的历史，它太沉重，太悲惨，必须让所有人铭记!

 

国家意识的培养、民族信仰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是在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与影响中完成的。设立国家公祭日后，就会形成公祭的习惯，就可以警示国人对惨痛历史不犯遗忘症。对历史惨痛教训的遗忘和健忘，以及轻视和忽略，都是更大失败的开始。

 

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公祭日，自然是直面历史的一项重要举措，但这还远远不够。一个仪式上的沉默与哀悼，只能在大环境、大氛围中瞬间感动与触动，只有通过深入了解、冷静思考、潜移默化的教育，才能形成主张与观念，才能形成信仰与意志，并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认识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及时代层面上的种种深刻的问题，在一个人内心构筑信仰、坚定主张。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其新著《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