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一号”出水的宋代泉州磁灶窑黑釉剔花双耳瓶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开元寺殿后石柱上的印度教图案 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摩尼教寺庙——草庵是多元文化包容融合的例证。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泉州天后宫是祭祀海神妈祖的庙宇。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六胜塔是船只由泉州湾主航道驶向内河港口的地标。本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泉州申遗成功了！这个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这个以“刺桐”蜚声海内外的港口城市，在1000多年后，再次吸引世界的目光，毫无争议地昂首迈入“世界遗产”的殿堂。

 

放眼世界，海洋贸易历史悠久，在10世纪至14世纪，迎来了又一次异彩纷呈的繁荣期。活跃于海洋上的商人和使者，为各地的物资、产品、财富、技术与文化的广泛交流构建起了世界性网络。中国作为亚洲海洋东端的经济与文化引擎，对世界海洋贸易与交流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泉州是这个引擎中至关重要的零部件。

 

泉州，何以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近日，记者走进泉州，探访22个申遗点，以期找到答案。

 

制度保障彰显国家的力量

 

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积累了长期的海外贸易经验，尤其是到了宋元时期，其发展水平达到一个峰值，并以“刺桐”这个别具一格的名字流传于世。

 

中央政府的重视，推动并维持着这个港口城市的海洋贸易持续稳定发展。

 

记者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了解到，伴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日渐兴盛，大量海外商人来到泉州进行交易活动。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于泉州城南晋江江畔处设置了市舶司。市舶司，是宋元时期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海关。国内商船出海必须向它申请；外国商船到达港口后，须向市舶司申报，并接受检查。市舶司的设置，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由此，泉州也逐渐由转运贸易变为出口贸易和转运贸易并重。

 

海神信仰几乎是海港区域民众共同的精神寄托，而将对海神的祭拜上升为政府行为、国家意志，则充分显现了国家对海洋贸易的重视。

 

妈祖是泉州、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海神之一，而位于泉州古城南端的天后宫就是为祭祀她而建。天后宫的位置十分显要，是外来商人、货物进入泉州城的第一站；也是出海的人祭祀妈祖之后，顺着晋江通往江口码头或者石湖码头再前往海外贸易的第一站。这座始建于1196年的建筑，至今仍保存了16世纪之前形成的前殿后寝的布局特征，在泉州乃至世界范围妈祖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曾在天后宫文管所工作多年的研究馆员何振良，介绍起来如数家珍。从最早的民间女子，到成为民间的女神，再至“天妃”“天后”的皇家敕封，天后宫记录了宋元官方对妈祖信仰的推崇，使民间信仰与国家意志相结合的过程，显现了国家对海洋贸易的推动。同时，随着泉州民众不断地向东南亚各地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移民和进行海外交通贸易活动，妈祖信仰经由泉州港向这些地区广泛传播，泉州天后宫无疑是这一独特海神信仰的历史见证。

 

一套适用并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具有强劲的跨洋贸易驱动力，确保了泉州海外贸易的长期繁荣。

 

产销一体凸显经济的力量

 

作为宋元时期世界闻名的东方第一大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的起点，泉州拥有独特的产、运、销一体的跨行业整合的海外贸易体系。记者通过探访，明确地感受到，正是这一体系的强大力量，造就了该时期泉州世界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辉煌。

 

从10世纪起，瓷器风靡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china”。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大力推动了泉州地区陶瓷业的发展，10世纪至14世纪，泉州城内外窑场遍布，现已发现的外销陶瓷窑址有150多处，历史上著名的窑场有德化窑、磁灶窑等。

 

距泉州古城130多公里的德化，是中国陶瓷文化发祥地之一，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德化白瓷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输出商品，被西方称为“中国白”。宋元时期是德化窑业发展的黄金期，产品以海外市场为导向，大量远销东亚、南亚、东南亚、西亚，以及东非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10世纪至14世纪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外销陶瓷生产基地。走在德化窑遗址群中，每个窑炉外都随处可见指甲盖大小的碎瓷片，无声地提示：这里曾是中国外销瓷最大的生产基地。

 

铁器也是泉州出口货物中的大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沈睿文带领的团队经过考古发掘，在安溪青阳下草埔找到了宋元时期的冶铁遗址。青阳村曾是宋代官方设立的专职铁场之一，其冶铁业在11世纪时极为兴盛，产品经晋江支流西溪运往泉州。沈睿文介绍，打造锅釜用于外贸是宋代冶铁的重要内容，著名的“南海一号”就是从泉州出发的远洋货船。

 

泉州的海洋贸易得以持续顺畅发展，还得益于其内部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石湖码头和其旁边的六胜塔，是宋元泉州港水陆转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看到，石湖码头巧妙地利用了天然礁石修建，在临海的斜坡上开凿了石阶，还有拴缆孔，以便停靠船舶、装卸货物。旁边还有用条石砌筑的小型栈桥。石狮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李国宏介绍，石湖码头自唐代开元八年就开始使用，创建者是泉州海商林銮。他继承祖上航海通商的家业，在泉州湾、围头湾沿海各地创建多处航运码头、造船厂，开通了从泉州通往渤泥（加里曼丹岛北部及文莱一带）的航线，直接到香料产地采购，获得很高的利润，从而带动周边沿海地区航运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码头旁边的六胜塔和位于泉州城东南20公里宝盖山巅的万寿塔，都是当年的航标塔。李国宏解释，万寿塔是给外海船只看的，见到万寿塔就意味到达泉州湾了；而六胜塔是商船由泉州湾主航道驶向内河港口的地标。

 

货物从石湖码头、江口码头等处上岸后，在泉州古城内集散。如果要向北运送至福州、江浙等地，就必然要通过洛阳桥。这座建成于1059年的石桥，目前仍可使用，只不过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只能行人禁止行车。记者注意到，桥面都是由整块条石铺成，每块都好几米长、几拃厚。泉州文保中心主任、研究馆员吴艺娟说，最长的石条有11米长、0.8米厚，重达10余吨。“这么大的条石是怎么运送和造桥的呢？”面对记者的疑问，她解释，这正是洛阳桥建造的关键技术之一——“浮运架梁”。利用水涨船高的原理，在退潮时，用木浮排将石材运送至两个桥墩之间的恰当位置；涨潮时，水面将浮排和石材整体托起，调整安放至桥墩；再待退潮时将浮排移走，完成桥面大条石的安放。往桥下看，桥墩部分呈船尖造型，而且上面长满牡蛎。而这又是古人的智慧—船尖造型有利于缓解水流对桥身的冲击；在桥基上人工养殖牡蛎，牡蛎的附着起到了加固桥基的作用。

 

强大的出口商品制造能力、完善的海陆复合交通网络，形成巨大的力量，共同支撑起泉州产运销一体化的海洋贸易经济体系。

 

多元共存体现文化的力量

 

泉州市涂门街，从西往东，分别坐落着代表儒家文化的文庙、代表伊斯兰文化的清净寺，同时还有锡兰侨民旧居、民间信仰的重要代表——关帝庙。千年以来，各种宗教信仰和谐共处于一条街道上，可见泉州文化的包容融合与多元性。

 

清净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院之一，也是宋元时期远跨重洋来泉州经商的波斯、阿拉伯等地穆斯林商人及其族群的珍稀物证。泉州市文物志愿服务队队长曾国恒指着清净寺门楼尖拱门上方的阿拉伯碑文介绍，碑文明确地记载了这是泉州第一座礼拜寺。它始建于公元1009年（回历400年），历代屡有修缮。记者注意到，这个门楼的形式是很典型的西亚清真寺风格，却又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比如藻井的装饰风格，雀替的使用，都是典型的中国风，体现了多元文化在泉州的交流与融合。

 

张连珠夫妇三十年来一直看护着清净寺。他们说，历代穆斯林围绕清真寺聚族而居，形成了独特的穆斯林社区。今天，居住在清净寺周边的穆斯林依然传承着伊斯兰风俗习惯，保留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节庆活动，这也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穆斯林前来探访。

 

在开元寺，泉州多元文化共存、包容的特点再一次得到印证。开元寺是宋元泉州规模最大、官方地位最突出的佛教寺院，在这里居然有多处印度教的遗迹。开元寺僧人释德远引导记者观察大殿月台的须弥座。果然特别！它的束腰处有73块狮子与人面狮身石刻，风格与印度教寺院里的人面狮身石刻非常相似。释德远介绍，这个须弥座是明代重修开元寺时从元末废弃坍塌的印度教寺移用至此。这说明，13世纪时泉州兴建过印度教寺院，而印度教在中国其他地区基本没有留下遗迹。另外，17世纪大殿重修时，在这座发展成熟了的中国佛教寺院中，居然使用了印度教主题的建筑构件，可谓是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

 

大殿后面有两根石柱，也是使用了印度教寺庙的遗物。释德远指着石柱柱身上的24幅圆浮雕介绍，其中9幅雕刻有湿婆立像、毗湿奴骑坐金翅鸟等印度教古代神话故事，其他雕刻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吉祥图案及花草图案。此外，根据研究，石柱的柱头形制以及石刻图案的表现手法方面，都体现出了对印度原型的改造，有力证明了外来文化与泉州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在泉州和谐共处、包容融合，汇聚成一股不可替代的文化力量。

 

悠久的航海传统、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庞大的水陆复合交通运输体系、发达的手工业、杰出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多元社会族群的共同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元素共同成就了泉州这个世界大港，使其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中心的杰出典范。

 

记者 李韵 高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