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搞‘香港版颜色革命’!”美国势力频频插手香港事务，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议员卢比奥，从驻港澳总领事馆的部分外交人员再到华盛顿的一些智库、非政府组织，他们或“无视事实、颠倒黑白，毫无根据地诋毁中央和特区政府，向极端暴力分子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或邀请“祸港”人士访美，为其站台、帮其发声，或打着“协助寻找香港民主和政治改革新途径”的幌子，通过资金支持“占中运动”。香港回归前，美国就把香港作为对华“软遏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的体现是在香港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搞暗中渗透。如今，美国已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对此，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随着中国的反制，相信中美在香港问题上不会陷入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驻港总领事“离任前的疯狂”

 

“香港是贸易、企业、自由和全球相互依赖的象征。游客为时尚、美食来到这里。全世界使用你们的电子产品并观看你们的电影。想要到处旅游的美国人都希望来到香港……这座伟大的城市总是让我感觉它变得更丰饶、更新和更不一样……”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香港时曾留下很多溢美之词。他还引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话说，“我们的自由就是对更美好事物永不停止的寻求”，因此“希望你们知道美国认为香港不仅对中国，也对亚洲、美国和全世界至关重要”。而如今，一些美国人越来越把香港作为一张打压和遏制中国的“至关重要的牌”。

 

回顾美国同香港的关系，《香港与冷战：英美关系1949—1957》一书这样写道：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意识到自身在香港的地位将变得脆弱，“担心可能遭到中国报复”，因此坚持要求美国接受香港的角色，并保持慎重，尽量不采取(同中国的)对抗性行为。尽管华盛顿的最高决策者认为，为让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利益得到英国支持，香港只能是个“筹码”。但在冷战期间，美英政府在谈论香港问题时还是会经常产生争执。

 

冷战期间，杜鲁门政府加紧对中国意识形态宣传和渗透活动的部署，并通过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办事处搞一系列小动作。“香港美新处”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广播、电影、媒体、图书出版等宣传途径，制造反共反华情绪，营造支持美国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氛围，激发香港民众对新中国政权的不满等。由于“香港美新处”在香港进行广播受制于英国，因此，它主要借助了香港两家本地电台——“丽的呼声”和“香港无线”的力量，由它们代为播送节目。1957 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美国对香港政策》，该文件系统地阐述了利用香港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目标和措施，并被美国总统签署。

 

在香港回归祖国前, 美国仍多次插手香港事务。如1984 年中英两国就归还1840 年鸦片战争的战利品达成协议后，美国共和党党纲就立即“明确地”呼吁香港“自决”。当英国人准备离开香港时,美国对香港的兴趣和行动进一步加强。上世纪90 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紧张，美驻港领事官员就宣称,“香港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因素”。为“最为全面的”保护美国在港利益、保护香港公民自由和民主化，1992年美国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案》。

 

美驻港领事官员近日插手香港事务，和香港“港独”组织头目私会交流的一幕被香港民众曝光。香港媒体调查发现，该官员是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政治部主管朱莉·埃德，“身份神秘”，之前在世界其他地方曾参与策动过“颜色革命”。而她的“前上司”——一个多月前离任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也曾频繁通过媒体发声，“威胁”特区政府不要修例，在此次事件中扮演着很出位的角色。唐伟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内地的法律框架及可靠、可信性都与香港非常不同，公众做出反应很自然。香港工联会批评唐伟康干预香港事务，对香港和美国的交往造成负面影响。有香港媒体批其言论是“赤裸裸的政治干涉行为”，是“离任前的疯狂”。有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表示，唐伟康秉持的就是“强盗逻辑”，和美国向世界各地输出“颜色革命”一样，他只是一个外交官，不是香港市民选出来的，根本没有资格评论香港事务。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邓飞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比较明显地开始干预香港事务可从2010年杨苏棣担任驻港总领事算起。担任美国驻港总领事的美国外交官，几乎都曾担任美国驻台代表，此前有“重台湾而轻香港”的倾向，他们在港的发声总量远不如在台湾。杨苏棣到任之后赶上“阿拉伯之春”，他的言论当时被香港社会视为“意图策动香港自治运动”。

 

在香港，有的人会提到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该事件曾被看成是香港和美国之间的“罕见冲突”。香港方面认为，美国的引渡要求并不全部符合香港法律规定，而且没有禁止披露美国秘密监控项目“棱镜计划”的斯诺登离开香港的法律依据。对此，美国国务院时任发言人温特莱尔就声称：“港府故意释放一位逃犯。”这些言论也曾引起港人的不满。

 

非政府组织煽风点火并提供资金

 

伴随着香港乱局，与白宫关系密切的一些美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也纷纷插手。7月9日，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副主席史安哲主持名为“抗议、镇压及香港未来：与黎智英对话”的研讨会。这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等人互动频繁的智库传统上并不研究中国，史安哲是中东问题专家，会上还把“祸港”的黎智英的出生地弄错。而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报道，黎智英在美期间大谈“美国道义”，“我们需要知道美国就在我们背后”。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7月30日邀请刚卸任的美驻港总领事唐伟康演讲。唐建议华盛顿应“更积极与香港接触”，不要把香港看作次要议题。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近日刊登了“全球台湾研究院”执行长萧良其的调查报告——《中共在香港影响力的初步调查》。被认为与台民进党关系密切的萧良其在报告中妄谈中国的统战政策。

 

在美国学术界，长期跟踪香港问题的学者并不多。研究香港问题的主要是一些本人有过香港生活经历的学者，如美国香港研究“领军人物”、布鲁金斯学会亚太政策专家卜睿哲。他曾在美国政府从事过涉港事务，参与过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案》的制定。卜睿哲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香港形势正变得相当不幸，香港激进派制定的政治目标正变得“遥不可及”，其使用的战术也更加“好斗勇武”，“几乎是在吸引警方强力应对”。但他认为，香港未来只有在中央政府、香港建制派等各方的共同合作中，才可能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美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为香港的‘反修例抗议’煽风点火并提供资金。”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6月14日刊文称，“几十年来，使香港远离中国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文章援引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特工的话说：“香港是我们的‘监听岗’”，并爆料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为香港有关团体提供资金的做法可追溯至1994年。被称为“第二中情局”的NED一直是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开路先锋”。美国媒体称，该基金会旗下四大分支中，至少有两家在香港活动十分活跃，即国家民主研究所(NDI)和团结中心(SC)。尤其是前者自1997年以来就活动频繁。该基金会负责亚洲项目的副主席路易莎·格里维称，NED对于香港团体的支持是“持之以恒的”。2014年发生“占中运动”时，格里维公开承认，香港反建制派活动分子知道与NED合作的“风险”，但仍执意这么做。2014年4月，以李柱铭、陈方安生为首的反对派先与NED勾结，后又向时任副总统拜登等人“寻求帮助”。

 

《环球时报》记者在NED网站搜索关键词“香港”，共发现14个相关项目，总资助金额高达195万美元。如2016年一个预算为35万美元的项目内容是“协助寻找香港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新途径”。2018年一个预算9万美元的项目，目的是“提高国际社会对香港侵犯人权行为的认识”。今年5月，该基金会邀请一些“港独”分子开研讨会，谈“香港公民社会的多样化诉求”。此后，香港街头暴力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华盛顿反华政客及非政府组织的论调相呼应。 

 

和以往搞“颜色革命”的手法高度相似

 

美国与香港保持密切经济和社会关系，美企普遍称赞香港的商业环境，包括其司法体系、信息自由流动、低税率和基础设施等。目前超过1300家美企在香港开展业务，其中包括726家地区总部。此外，近8.5万美国居民在香港生活。香港是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2017年高达326亿美元，主要来自香港购买美国飞机、电气机械、珠宝、黄金、钻石、艺术品、肉类、水果和坚果等。

 

但香港美国商会却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今年3月，该商会通过香港反对派的报纸发声，高调宣称已向特区政府保安局发出措辞强硬的“意见书”。以往美国商会是将相关意见直接呈交特区政府，但这次却忽然上演“商会政治化”的一幕，有意通过反对派媒体公布，以激起社会效应。此后，陈方安生等多名反对派人士赴美，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人会面。佩洛西近期屡次就香港事务说三道四，甚至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发号施令”。

 

香港一些舆论认为，香港民主派获美国官方高规格接待，显示出美国对香港问题的重视，但在中美贸易摩擦紧张时刻访美，是将“香港和香港反对派卷入中美角力中”，非常不明智。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邓飞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对香港的主要影响还体现在高端金融行业，因为大型投行主要来自美国。邓飞认为，美国和中国战略竞争和博弈，打“香港牌”的成本不高。虽然在香港的美资企业据称每年有400亿美元盈余，平衡了中美贸易中美方的部分赤字，但美国可以通过“长臂管辖”掌控在港的美资企业和投行，借修例要挟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这是香港头顶悬着的美国利剑，让香港面对两难局面：即便妥协也换不来美国支持的反对阵营的善意;若强硬美国又有可能削弱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冷战时期，美国将香港打造成展示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橱窗”，并以此对华实施“软遏制”。美国的渗透一定程度上对香港社会和民众心理造成影响，如部分港人对中国政府带有偏见，让一些香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价值观呈现西化趋势。

 

对此，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常务副主席陈志豪认为，回归之后，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体系基本上没有改变，所以一些香港人的价值观依然较为贴近英美。在这次反修例中，不断有人跑去美国见一些政治人物，主动寻求外国势力介入，在美国白宫网站发表联署、与在港的美国外交人员进行“串联”。陈志豪说，不少香港市民知道，这次事件闹这么大背后有外部势力支持，他们也不认同在公众场合举英美国旗的行为，因为这是完全背弃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毕竟只有极少数人希望香港真的变回殖民地。值得强调的是，举英美国旗等行为在爱国爱港的群众中引起强烈反感，很多市民对这种卖国行为感到愤怒。

 

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认为，香港已呈现出“英退美进”的态势和格局，从2013年的“占中”事件可以看到，香港成为外部政治势力借以支撑的战略堡垒和据点，也成了一个可以深度介入并影响中国的楔子。他认为，在“反修例风波”中，美方在香港实施的操作与在其他地方搞“颜色革命”的手法和模式，不论是形象塑造、力量调配，还是文宣传播、政治诉求有极高相似性，所形成的震荡和冲击的弥散性、持续性、机动性，在层次和广度上都远超“占中”。李晓兵预计美方未来不会轻易放弃香港，但相应的是，北京的反制也在加强，因此，局势总体可控。【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凌德 黄博宁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肖岩 丁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