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是继世界公认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这三大知名湾区之后的第四湾区。它既是经济的湾区，同时也应是文化的湾区，文学和审美的湾区。毫无疑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面向未来的文学,但它同时也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是在特定文化传统的浸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文学。因此，在大力倡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同时，我们必须去寻找一些传统和现实的“压舱石”，寻找支撑这一新型文学的精神谱系和传统文脉。唯此，“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才有不同于别的湾区文学的特色，才能生机勃发，既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又能根深叶茂、沉稳扎实地前行。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一块“压舱石”，我认为是岭南传统文化的“经学”注释与六祖惠能的佛学禅宗。如众所知，因气候、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例如，汉代以降以陈钦、陈元父子为代表的“经学”注释，便明显不同于北方“经学”。北方“经学”内容深邃、结构宏伟、注释严密繁复，而岭南“经学”则呈现出生动轻松、轻灵简易的特点，因此被后世称之为“简易之学”。再如著名的六祖惠能，他为佛学禅宗注进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内涵，使佛学禅宗变得可亲可感可爱。这就是岭南文化的特色，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种创新，不仅在研究我们岭南文化时要进行新的理论阐释论证，在倡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并融进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成为我们作品的血肉和精神养料。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二块“压舱石”是岭南传统的哲学。在这方面，著名的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学贵知疑”，强调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岭南文化特色、注重实证的哲学学派。再如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其著述被称为“实学”，他倡导经世致用的实证研究，这一批评立场和方法，在后来的许多粤派批评家身上也清晰可见。比如黄药眠、钟敬文、黄秋耘、肖殷等的文学批评。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又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时流。另一方面，他们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学理性和体系建构，又注重文学批评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以及对文本的实证分析和诗性呈现。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可以说是“粤派批评”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三块“压舱石”应是1840年以后的近现代文化。这是岭南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在中国各个时间节点，岭南文化都是独领风骚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安现状，积极进取，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们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要有大的发展和大的境界，就必须重视近现代岭南文化这份丰厚而多彩的思想资源。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第四块“压舱石”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的文学经验。熟悉广东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广东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时期出现了欧阳山、秦牧、陈残云、黄谷柳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大家，以及《三家巷》、《虾球传》、《香飘四季》、《艺海拾贝》等一大批名著，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三家巷》等作品的文学经验是：这些文学大家既歌颂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写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又注重岭南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和地域特征；他们十分重视个人的经验，正视岭南地区复杂的文化生态语境，并将这种复杂性呈现在作品中。他们笔下的文字是有感情，有生命温度的。正是因此，《三家巷》、《香飘四季》等作品成就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唤起了我们很多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