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2月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有数据显示，全球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报道98.7%是正面报道。在中国两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怎么建、怎么发展，更是来自粤港澳三地的中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

与世界著名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愿景被视为中国政府着力打造开放型经济的新模式，这一模式在国际上毫无先例可循：既要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实现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也要在“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体系”的发展生态下大胆创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比肩世界三大湾区的新发展路径，因此，关键之举在于制度创新。

根据政府计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今年重点是抓紧推进规划体系、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强规则衔接，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便利化，在跨境车辆进出、人员进出、海关通关便利，特别是方便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广东一侧就业创业等方面，提供更多方便，相关政策成熟一项要公布一项。

粤港澳三地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间一直有密切合作，这一合作在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后不断深化。比如，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就分别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就是CEPA，促进三地共同发展，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近年来，中国在深圳前海地区设立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作为深化深港合作以及推进国际合作的核心功能区，意在把它打造成为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曼哈顿”。再后来，中国在广东设立国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都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现有规模和体量之大自不必言，其面积几乎相当于纽约、旧金山和东京三大成熟湾区之和，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是三大湾区总和的约4.5倍。但要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增强实力，还需要在多年来三地合作的基础上，实质性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形成“化学反应”。这一“化学反应”是它发展的难点，也是核心，必须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才能实现重大突破。

大湾区现行的发展生态与众不同。一方面，区内制度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要素的高效便捷流通，有些问题难以用传统思维破解；另一方面，制度性差异正是大湾区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创新过程不是“打碎”和“重塑”，而是“创新”和“融合”，它不仅仅是内地的事，也是香港、澳门都需要做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实现这些目标，大湾区就能为中国新一轮开放发挥引领作用。

分析人士指出，金融创新有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制度创新的龙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香港是亚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的开通有力推进了香港和内地的金融合作，大湾区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通过“金融通”为区域内的制造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资金。金融保险服务业在大湾区建设的所的生产要素中，将起到“超级联络人”的作用，并带动其他领域的互联互通。

“敢闯敢干、先行先试”是粤港澳居民独特的精神气质。据信，广东省正在部署40项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改革试点。可以预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是一场有世界意义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大赛”，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如何用创新引领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窗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坚守，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有协调，在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上互相尊重，协调处理地区间税制、法律制度的不同；有探索，用市场机制、市场手段解决问题；有融合，坚持以民为本，社会与民众相处更加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