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年是海峡两岸同胞打破隔绝状态开启交流交往30周年。30年来，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社会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两岸关系缓和、改善与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岸同胞在30年的交流交往中，既共同见证了两岸关系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也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故事。一段文字讲述感人故事，一张照片记录精彩瞬间，一段视频珍藏难忘记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过去30年来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亲历者、推动者和见证者，以及关心和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海内外同胞。他们通过讲述自己或身边人所经历的真实故事，续写“两岸一家亲”同胞亲情。

 

 

1994年4月罗文治（前排中）与台湾黄埔同学合影。（图片由罗吉元提供）

 

2012年2月，罗文治临终前，神志稍有清醒时，念叨最多就是在台湾的亲人和同学，让人吃惊的是他甚至还能叫出这些人的名字。在罗文治的儿子罗吉元看来，台湾不了情和黄埔同学胞波情谊，注定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情愫。

 

以下内容选自罗文治2010年口述、其子罗吉元执笔的回忆录《走过记忆履痕—一个黄埔老兵的风雨人生》（为行文顺畅，文字稍有改动）（文末另附《一个黄埔老兵的人生简历——我的父亲罗文治》）

 

口述者：罗文治（1916-2012）

 

执笔者：罗吉元（罗文治之子）

 

跨越台湾海峡的拥抱

 

1994年元月，我在台湾的姐姐向我发出了赴台探亲的邀请。姐姐年事已高，全权委托我在台湾的侄儿办理我赴台有关事宜，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在大陆办妥了一切手续。

 

1994年3月27日，我由宁夏中卫乘火车于31日晚抵广州，住进由台湾环宇旅行社安排的皇都大酒店(位于广州三元里)。4月2日按旅行社安排我到深圳等候通知。一直到4月5日晚接到旅行社电话，要我6日早晨9点到深圳火车站一楼大厅等候，届时将有专人接送我进入香港(因为4月1日到5日香港海关放假5天，我的行程也被顺延)。

 

4月6日早晨8点，我匆匆赶到深圳火车站，按照旅行社安排的具体地点耐心等待。大约50分钟后，只见一位年轻人举着一块写有“罗文治先生”字样的纸牌来到了我面前。他操着台湾腔的普通话问我：“你是罗文治先生吗?”我下意识地点点头。他说：“我是环宇旅行社的职员，是专门来接您的，请跟我走吧!”我这才长舒一口气，几天来堵在心中的郁闷与焦虑霎时烟消云散。

 

就这样，我经深圳过罗湖海关进入香港九龙海关，在香港又办理了一个特别的入台手续，然后到达启德机场，买了机票(台湾华航公司)，与迎接我的“环宇”职员握手道别后，当天（4月6日）下午5点40分我登上了由香港直抵台湾的飞机。飞机起飞后，透过机窗我俯瞰着白云、海水，心潮涌动。说实话，尽管这是我第二次出境，但多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我此行的目的地台湾，对我来说是一块敏感、神奇、陌生而又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久违了，台湾！45年前(1949年)，与你擦肩而过，今天我要与你拥抱了。所不同的是，当年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军官，现在已是鬓发霜染的古稀老者。一湾海峡，两个世界，命运就是这样让人琢磨不透而又充满着变数……

 

当我还没有从往事的追忆中回过神来时，飞机已开始降落，看表飞行了1小时10分。晚上7点，飞机落在高雄机场。当我走下飞机来到候机大厅时，看见侄儿侄媳和一个侄孙女正在等候我(我和侄儿、侄媳曾分别于1985年、1992年在香港、北京见过面)。我的侄儿罗仲泉原名罗启善，毕业于黄埔军校18期，1945年曾任国民党军队重迫击炮团连长，到台后担任台湾“警备司令部”船泊检查官(中校官衔，1976年退役)。

 

正在读大学的侄孙女和我头一次见面显得特别高兴，像欢乐的天使连声说“老爷爷(我的侄儿、侄女等晚辈皆称我为“老爹”)，我们全家都盼着您来，我爸爸、妈妈常常念叨您。”

 

随后我到侄儿家小住。侄儿的寓所位于高雄市德昌街的一个住宅区。这里的楼房大都为四五层高，据说主要是台湾多台风、地震，建筑物不宜过高。侄儿家住三楼，面积约100平方米，为一厅四室、一个厨房外加2个洗浴间。室内装璜考究，地毯高档，彩电、双层冰箱、电扇、空调、电话等家电一应俱全。客厅及书房挂有名人字画几帧，显得格调高雅，厨房用的是煤气及微波炉。没想到侄儿的居住条件这样优越。我忍不住问：“你这样的住房在台湾算是上等的吧?”侄儿回答：“算不上！说实话我这样的住房算是中等里面最下等的。”

 

经过侄儿解释我才知道，在台湾，住房大都是自己购买的。买房分为三种方式：一是房款一次性付清；二是分期付款；三是由本单位向银行担保，住户向银行借款分期偿还。侄儿属于第二种情况。

 

在高雄期间，侄儿一家陪我到各地观光旅游。高雄的名胜古迹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交通方面，汽车、摩托车多，行人少，堵车、塞车现象屡有发生。空气污染严重，使人担忧。但台湾社会对老人的关注让我感慨：无论在台北还是高雄，70岁以上的老人乘坐公共汽车都发有免票。上车前或下车时你只要把免票交给司机即可。

 

“食在台湾”这话一点不假。在我看来，台湾的餐饮业同大陆一样，大致可分为高、中、低档和大排档。大陆各地的风味菜肴在这里皆有，可谓品种丰富、食不厌精。一些餐馆的名称就很有意思，诸如“中山堂”、“京兆尹”、“大使馆”，中西合壁，传统与现代并存，中餐和西餐比美，自然和内地相比价格不菲。当时我曾留心一些小饭馆的早点价格：包子6块钱（新台币，下同）1个，豆浆6块钱1碗，吃3个包子1碗豆浆共计24元，折合人民币8元。按这种水准消费，每人每天至少花费100元新台币(包括最简单的食、住、行)，所以当时台湾当局把最低生活标准定为每月3000元新台币。

 

手足情深

 

4月11日，侄儿送我到台北我的姐姐罗淑琴家里。我姐姐1949年随部队撤到台湾，姐姐家生活殷实，算是标准的“小康之家”。我与姐姐曾在1985、1988年分别在香港和宁夏两次会面。6年不见，看上去姐姐变化不大，只是视力、体力略有下降，毕竟已是86岁的老人了。异地重逢，我们姐弟俩都很激动。为怕姐姐伤感，我只讲一些开心的话让她高兴。

 

次日姐姐带我看望了我的堂嫂，也是姐姐邻居，原台湾当局“立法委员”丑辉瑛女士（2017年元月病逝）。

 

丑辉瑛当时73岁，她原籍西安，毕业于国民党时期的重庆国立音乐学院，与大陆著名歌唱家张权、王昆是同学。40年代，她在西宁做音乐老师时，曾与“中国西部歌王”王洛宾共事数年，王的一些歌曲的首唱者就是丑辉瑛。丑辉英是台湾著名书画家、台湾著作权人协会理事长、音乐家协会理事长、诗书画协会理事长，又是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

 

我的堂兄罗平原系黄埔十期毕业生，长期在青海国民党第100师任职，后来在青海循化县任县长。兰州解放前数月，曾任兰州市代市长。赴台后，曾任台湾当局“蒙藏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1990年在台湾逝世。

 

罗平性格坦率，表弟溥孝华和姚兆明结婚后，逢年过节，大家都会在一起欢聚。罗平有时性起，指着姚兆明怒喝：姚兆明，你为何要经常慢怠大阿哥（溥孝华）。这样的场面使得姚兆明只能怏怏而去。

 

丑辉瑛之妹丑辉媛、妹夫孟全礼都曾是台湾当局“国大代表”，丑氏姐妹在台湾政坛都是名噪一时的活跃人物。

 

1993年8月，堂嫂丑辉瑛曾在北京举了个人书画展，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与丑辉瑛是第一次见面，她虽年逾古稀，但风采依旧。在谈话中听得出，她对故乡十分关注，表示要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绵薄之力。

 

闲聊中，丑辉瑛告诉我，1993年王洛宾先生到台湾讲学与她在台北相逢，当得知多年以来她一直在台湾传播自己在青海改编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春舞曲》、《达坂城的姑娘》等一大批西部民歌时，不由得感慨万分。王洛宾觉得自己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各地流传，能够为大多数人喜爱，正是像丑辉瑛这么多热心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为了表示对丑辉瑛的敬意，由他和丑辉瑛共同谱写一首歌曲《重逢》。应我再三恳请，丑辉瑛即兴弹起了钢琴，并随着旋律轻声唱了起来：

 

青海青黄河黄，美丽的草原是家乡

 

羊儿肥马儿壮，蓝天白云轻飘荡

 

同作曲轻歌唱，花香草香歌更香

 

半生离别苦漫长，天涯海角各一方

 

花滴泪叶枯黄，万里情思海茫茫

 

同忧伤共盼望，望尽往事空惆怅

 

日月潭映朝阳，异地重逢聚一堂

 

离别的话说不尽，离别的歌儿唱断肠

 

同衰老共凄怆，人生本是梦一场

 

其间，我的侄女罗黛(已故）邀请我到她家做客，侄女当时已经70岁，她的丈夫刘恒源曾任职国民党十一战区中校参谋，1977年在台湾病故，夫妻俩有3个儿子都系大学毕业，分别在台湾华航、台湾中山大学和艺术团体工作，真正是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我的侄女1988年曾到过宁夏，过去在她的印象中，宁夏很遥远、很陌生，她只是从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男人一半是女人》中对宁夏有个大致的了解。

 

侄女说，通过实地一看，发现宁夏还相当不错，人们的精神风貌、生活质量也有明显提高，远非她想象中的那样落后和荒凉。

 

 

1994年4月罗文治（左）参加台湾黄埔同学的联谊活动。（图片由罗吉元提供）

 

天下黄埔是一家

 

在台期间，我与在台的黄埔同学取得联系，最难忘而又最有意义的是我与55年前的黄埔同学重逢的情景(1939～1941年本人曾在黄埔军校成都本校17期三总队学习)。

 

遥想当年抗战岁月，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青年学子为着共同的抗日目标，汇集在黄埔军校。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天各一方，健在的已为数不多，现在能在台北晤面，谁又能说不是人生一大幸事呢！

 

我与台湾黄埔同学能取得联系，多亏我的姐姐。早在1988年，通过姐姐，我与昔日的黄埔同学高先觉取得了联系，并得知我的同学又是好朋友的陈定超也在台北，我俩从军校毕业后，同在国民党25军108师服役7年，彼此吃喝不分，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听说他到台湾后官至台军伞兵总队少将总队长。我曾给他去过两封信，但一直杳无音信。我当时颇为生气，认为他一阔脸就变，不够义气。后来收到高先觉的来信才消除了误会。高来信说：陈定超当时患癌症已到晚期，正在“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已没有几天活头了。陈请高代为传达他对我的祝愿与问候。

 

我赴台前曾致函彼岸同学，意欲会晤叙旧，然又虑虽皆昔日老同学，但毕竟事隔50余年，彼此又相处海峡两岸，双方社会制度不同，观点认识不尽相同，见面后能说些什么呢？

 

刚到高雄不久，就接到台北同学电话，我被告知4月23日为黄埔军校成都本校17期一总队53周年毕业纪念日，定于中午在中山堂举行欢庆会，欢迎我届时参加。

 

那天我如约来到中山堂大门口，看见几位身着西装的老者，好像在等谁，其中一位仔细端详我片刻后，用手一指，对大家说：“罗文治来了。”随之一一和我握手拥抱，霎时大家热泪夺眶而出，相对无言，老泪横流。几位同学将我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问：“罗文治，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还认识我吗?”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点头示意，在大家的簇拥下步入中山堂。

 

这时大厅内早已坐满了同学和他们的老伴，大约有150人。在台湾的成都本校第17期一总队全体同学，二、三总队的部分同学也参加了此次纪念会。大厅正面悬挂的红色条幅上写着：“中央军校17期一总队毕业53周年纪念大会”。

 

看我走进大厅，大会司仪向大家介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本校17期第一个来自大陆的罗文治同学也来参加我们的这次纪念会，请大家鼓掌欢迎！这时全场起立鼓掌。

 

司仪又说：我们请罗文治同学讲话好吗？场内一片回应：“好!”

 

盛情难却，只好走向主席台，接过话筒，因事前毫无思想准备，思绪万千，我语无伦次地说：“毕业50多年了，但毕业后大家都彼此没有见过面，我从来不敢奢望能和同志们再次见面，能在台湾和同志们见面，我感到特别荣幸……”

 

由于在内地用惯了“同志”这个称谓，我觉得有些不妥赶紧纠正：“不是‘同志’，是同学。”

 

司仪圆场说：“同志就是同学，不要紧的，可以这样说，大家都是自己人嘛!”此时我老泪长流，语噎以致泣不成声。同学们都大声劝慰我：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们是同学嘛！这时走过来两位同学轻轻把我挽扶到座位上。宴会气氛达到了高潮，同学们纷纷向我祝酒，并自报姓名，我因喝酒过量，再加上周围噪声很大，大家当时向我说了些什么都记不得了。宴会在黄埔军校校歌声中结束，几位同学会的负责人会后与我合影留念。

 

4月28日我应邀在台北“国军英雄馆”内的“忠孝堂”与同学聚餐。这次人数较少，主要是我们17期三总队的同学，大部分都彼此认识。50多年人世沧桑，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是白发斑斑的老者，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忆当年抗战峥嵘岁月，我辈在成都北校场“布衣草履”二载，故情感更加亲切。

 

这次宴席规格较高，喝的是白兰地，几杯酒入肠，话如泉涌，内容随之广泛，坦诚相见。

 

酒酣耳热之际，有位同学带着醉意拍着我的肩膀说：“罗文治(在台湾的黄埔同学彼此称呼都是直呼其名以示亲切)，我前几年去大陆探亲，看见几位黄埔同学,他们个个面肌瘦，衣衫褴褛，你却是满面红光，心宽体胖，共产党给你了什么好吃的，叫你来游说我们!”

 

我说：“自邓小平主政后，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政治待遇大有改变，一年好于一年，前几年你遇见的那几位同学现在生活肯定不是那样了。”

 

谈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与会同学一致表示：海峡两岸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统一是迟早的事。我向他们谈了在台湾的街头、住宅区和电视上看见民进党人鼓吹“台湾独立”的担忧，几位同学几乎同时说：“罗文治，你应该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用血肉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的台湾，我们的同学在抗战中十不存一，能随便叫他们把台湾分出去吗？民欲图强，国不堪贰。”有同学更是拍案大骂民进党：“台湾的军队现在还基本掌握在我们黄埔同学手里，看他(民进党)能闹到啥程度！”铮铮爱国之情溢于言表，让我敬佩。

 

这时，有位气宇轩昂的中年将官（着中将军衔）一直用赞许的眼光看着大家。经介绍，得知这位将军便是当时的台湾澎湖守备司令梁世锐将军，他曾是台湾凤山军校（黄埔军校迁台后更名）26期学生，对我赴台省亲表示欢迎，并向我赠送了写有“台湾澎湖守备司令官梁世锐中将赠”字样的手表一块。

 

但是在谈到“一国两制”的问题上，我和一些同学看法相左，甚至惹得王文度同学怏怏不快，拂袖而去。在那种场合，维系一脉者唯以炎黄解释，所幸彼此同学诤言无讳。

 

第三次聚会是在谢尚同学家里为我饯行，酒是五粮液，菜是湘菜（谢是湖南人）。这次家宴的参加者都是我们在军校时一个大队的同学，共计9位，其中二位同学（朱介西退役前为台湾凤山军校教育处长，王文度退役前供职于台陆军总司令部，二人均为少将军衔），酒喝得尽兴，说的都是“风花雪月”之类的轶闻趣事,气氛很是热烈融洽，相谈甚欢。

 

在台期间，几位同学分别陪我到“国父纪念馆”瞻仰先孙中山先生，还到“中正纪念馆”、阳明山公园、阿里山等台岛旅游名胜观光。青山、绿水、亲情、友谊，我于心里心外倍感愉悦。

 

在台北期间，我还特意走访了一些国民党老兵居住的“眷村”，对他们的生活与近况有了一些具体真实地了解。一位魏姓河南老兵住着三间平房，另外还有一间厨房和浴室，瓦房顶、木板地，室内陈设简单，但备有风扇、电视和浴室。不少国民党老兵在退役时都一次性把退役金拿走，意图多使点钱，后来老了，失去了劳动力，只得求助于台湾最低生活补助(当时为一月3000新台币，折合人民币800多元)，勉强维持生活。

 

台湾小住月余，我与亲朋相聚的时间虽然短促，但已从中感受到了浓郁的亲情；尽管走马观花，亦对台湾社会的表象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算是不虚此行。

 

 

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时期的罗文治。（图片由罗吉元提供）

 

一个黄埔老兵的人生简历——我的父亲罗文治

 

作者：罗吉元（文字由罗吉元提供，为行文顺畅稍有改动。标题由编者拟定）

 

2012年2月，父亲临终前，神志稍有清醒时，念叨最多就是在台湾的亲人和同学，让人吃惊的是他甚至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在我们看来，台湾不了情、黄埔同学胞波情谊注定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情愫。

 

父亲，罗文治(原名罗定永)蒙古族, 生于1916年， 民革党员, 宁夏黄埔同学会第一届同学会理事, 第二届同学会副会长, 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 曾任宁夏黄埔同学会理事、宁夏中卫市黄埔同学联络组组长。2005年9月, 荣获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

 

父亲出生在北京香山一个蒙古镶黄旗贵族家庭，其祖父升允（我的太祖）曾担任过陕甘总督。始建于1907（清光绪33年）年号称“天下第一桥”兰州黄河铁桥就是他任总督时修建完成的。父亲的大伯父札克丹（汉名罗寿松）曾留学德国，四品顶戴湖北牙厘局总办；二伯父扎拉芬（汉名罗寿恒），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又东渡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曾任清皇家禁卫军第三标标统。随着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的成立，父亲的家族也逐渐走向没落。

 

父亲在北京香山上完小学后，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京志诚中学上学；1936年至1937年在北京的中国大学历史系上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成为流亡学生，逃离了北京。1937年秋在南京投笔从戎，加入保卫南京的宪兵部队，亲身经历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春, 经九死一生逃离了南京。1938年至1939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宣七队当宣传员，1939年9月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校（成都）十七期三总队步科上学。1942年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历任少尉排长、中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营长，经历和参加了“浙赣战役”等大小30余次对日寇的浴血奋战。1944年进入陆军大学广西桂林西南参谋班深造，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参与了对日寇的接收及战俘遣送工作。1948年任国民党108师324团中校团副，1949年秋和所在部队一起在福州向解放军投诚。

 

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官第四团学习，1950年至1952年在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工作。1952年到1954年在宁夏文工团工作，1954年到1957年在中卫县干部业余学校和文教科工作。1958年被错误的打成“右派分子”后开除公职，自谋生活。父亲身陷众所周知的政治劫难长达20余年，1979年平反以后安排在中卫县文化馆工作至退休。1981年至1998年连续担任政协中卫县第四届至第八届委员，1988年至1996年担任中卫县侨联副主委。父亲的晚年及其丰富多彩，他退而不休，热忱不减，先后以一个民革老党员和宁夏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理事的身份，将参政议政、服务黄埔同学和致力两岸同胞交流作为学习及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与乐趣，并引以为荣，乐此不疲。

 

父亲一生命运多舛，他是抗日战争的参与者、国共内战的亲历者，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蒙难者，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受益者。同时，父亲的经历也是我们民族近百年历史的浓缩。

 

他老人家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日子里，忍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生活压力，与母亲一道生养哺育、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成人。作为子女，身感父恩如山，父爱似海。父亲离开我们已经5年多，他带着对人生的无限眷恋、离开我们远行了。思绪至此，不胜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