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７年前后整个中国大地上，许多省份都发生了类似台湾‘二·二八’的‘官逼民反’事件。‘二·二八’参与群众的目标是反贪官污吏，并非省籍、族群或‘国家’认同冲突。”说这番话的，是“８０后”台湾青年张钧凯，他所讲的“二·二八”事件至今仍深刻影响台湾社会，但历史真相却被长期掩盖和扭曲了。

不能抽离历史脉络看待“二·二八”

张钧凯毕业于台湾大学，现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日前，他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谈起自己眼中的“二·二八”。“台湾一些人将‘二·二八’与‘台独’嫁接，将这一‘官逼民反’的事件歪曲解读为外省人屠杀台湾人的族群冲突。”他说，这一说法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掩盖了“二·二八”的本质。

张钧凯说，为“再造”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民进党和“独派”势力长期以来对历史进行了很多“编造”，意在剥离两岸历史脉络。这种分离主义史观通过教科书，对台湾年轻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钧凯大学时期听老师谈台湾近现代史，发现许多史实在教科书中避而不谈，于是主动开始“补课”，“二·二八”事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课题。这个年轻人千方百计地找寻各种可信的材料，还接触到一些“二·二八”事件亲历者。

“‘二·二八’的本质就是‘官逼民反’，要求‘民主自治’，反映的是民众和贪官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张钧凯认为，对于“二·二八”事件，无论如何都不能自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中抽离出来去看待。１９４７年前后整个中国大地上，许多省份都发生了类似的“官逼民反”事件。

张钧凯说，当时，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都面对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战时政权”的压迫与掠夺，“打倒贪官污吏”是当时人民最朴素的主观愿望。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客观上与大陆风起云涌的反内战民主运动是接轨的。

“前进！为着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不久，台湾民主联盟在一份《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三天来，我们表现了无比的英雄牺牲，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在全国范围内不分省域，正和反动封建独裁政府作殊死战，六百万同胞所受的痛苦与压迫，就是少数的反动巨头的贪污独裁枉法横暴所造成的。’”张钧凯说，“这显然反映事件参与者意识到，自身的解放必须与大陆同胞联结为一场大规模的人民运动。”

针对“台独”势力将“二·二八”曲解为省籍矛盾冲突，张钧凯反驳提出，诸多史料清楚地证明了当时省内外进步力量的彼此声援与相互合作。“事件随即引起大陆各界普遍关注，中国学生联合会１９４７年８月发表的《学联告台湾同学书》明言‘全中国人民正和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战斗’，并鼓舞台湾青年：‘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为着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他说。

“由此可见，当时两岸人民都为着‘新中国’与‘新台湾’而斗争着。”张钧凯说，１９４６年之后台湾发生的几场学生运动呼应了当时大陆学生的民主运动，例如１９４７年１月台北学生组织的声援沈崇、反对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万余人的队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喊“美军滚出去”等口号。

张钧凯还指出，许多“二·二八”亲历者在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事件中虽有少数闹事者，但更多的是本省与外省民众相互保护，结下了终生难忘的情谊。还有许多外省记者与知识分子在事件发生后，不断将事件真相传回大陆。

省思“二·二八”，“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不断深入的“补课”，使张钧凯理解了“二·二八”事件的本质。“澄清当时的实际情况，事件性质就清晰了。首先，在内战态势压碎了人民和平期望的局面下，光复后的台湾也无法置身事外；其次，不应将省籍或地区差异的表象无限扩大，将外省与本省视为绝对冲突的两种群体，而取消或混淆当权者与受支配者之间的阶级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主要矛盾。”他说，“‘二·二八’参与群众的目标是针对贪官污吏，并非今天一些人所说的省籍、族群或‘国家’认同冲突。”

“将‘二·二八’曲解为‘台独起源’的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上世纪５０年代，国民党执政当局在岛内对认同社会主义、追求民族解放的台湾进步青年进行肃清与镇压。许多经历那段白色恐怖岁月的受难者都指证，‘二·二八’事件使当时的台湾青年‘对白色祖国失望’，从而‘寄望于红色祖国’。”张钧凯说。

作为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张钧凯尝试以历史的纵深与世界格局的宽广视角省思“二·二八”。“看待７０年前作为民族悲剧的‘二·二八’事件，我们应该掌握其主线，回到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与世界格局的视野中看待，才能以‘温情与敬意’去理解这一事件的复杂面貌，破除反共意识形态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两种史观的圈套。”他说。

“７０年后重新省思‘二·二八’，是希望在厘清事件前因后果与性质的基础上，发现事件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借用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的话——我们要‘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探索出路。”他说，“如何弭平长期的历史断裂与民族分裂带来的伤痛？‘二·二八’事件７０周年之际，是两岸人民诚恳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新华社台北／北京电 记者刘欢、吴济海、陈键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