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救国志士唐才常

唐才常（1867—1900），字绂丞，后改佛尘，又自署洴澼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唐才常短暂的一生主要参与两件历史性的大事件，一是积极参与戊戌维新运动，他的实践活动在当时救亡图存和维新变法斗争中，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以及在湖南近代化事业的启动和发展中，都起过重大作用；另一件事是领导发动了自立军起事，并为之奋斗牺牲。

 

唐才常

 

国学深厚，向慕西学

 

唐才常1867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城孝义里。唐才常祖籍江西庐陵，元朝时候，随“赣人填湘”大潮迁入浏阳西乡。唐才常的父亲唐贤畴，字寿田，曾陪父伴读二十余载，潜心学术，学识渊博，乐于孝道，是当地有名的孝子。唐才常自幼受到父亲的教导，勤奋刻苦，博闻强记。稍长。唐贤畴将其送至浏阳名儒欧阳中鹄门下就读。欧阳中鹄1873年中举，官至内阁中书，因对清廷不满而返乡设馆授徒。唐才常投其门下，饱读经书，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

 

1886年，唐才常应童子试，县、府、院三试皆获第一，俗称小三元及第。清代二百余年中，在浏阳为第一人，一时传为佳话。1891年冬，应四川学政瞿鸿禨的之聘，唐才常于11月自长沙启程远赴四川，1892年初抵达成都，入居学署，任阅卷教读。这时，尽管他也稍稍注意“经世致用”之学，但对实际政治的态度是淡漠的。生活像一潭死水那样：“课读之暇，看书静坐而已。”

 

位于浏阳市金刚镇的唐才常纪念馆（唐氏家庙）

 

1894年春，唐才常考入两湖书院就读。两湖书院，是晚清时期湖北省的最高学府，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中西学皆有开设，学院藏书数万册，有兵学、外文、政教公理、国会教会等关于西洋科学的各种书报。中日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蓦然惊醒了许多原来在睡梦中的爱国者，也刺激了书院中的唐才常。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落后与腐朽，使唐才常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十分愤激地写道：“中倭和议已成，可耻万分。”自陈：战后的严重民族危机，对他不啻当头一棒，使人猛省。此时，在书院中他接触了大量西学，了解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采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文明，他企图从西学书中寻找更为有效的经世致用的方法。

 

两湖书院

 

参与维新，事败身遁

 

正在这时，康有为等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唐才常把这个运动看作中国的希望所在。他盛赞康有为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甚至以“当代一人”推之。那时，维新派把改革教育看作救亡的根本要义。梁启超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中国今日非变法不能为治，稍有识者莫不知之。然风气未开，人才未备，一切新政无自举行，故近日推广学校之议渐倡焉。”唐才常也是这样。他开始重视改革教育的问题。在一封信里，他总结了自己思想上的变化：“他无进境，惟时局之变及学校人才之必当改弦更辙，可见一斑。”

 

一八九六年，唐才常回到湖南，积极参与湖南的维新运动。次年，他应拔贡试获售。这年四月二十二日，湖南学政江标在长沙创办《湘学报》旬刊，唐才常担任撰述，这时期他的文章偏重于对西方社会、政法、外交等情况的介绍，偏重于一般的议论和学理的探讨，在报上撰写了《外交论》、《交涉甄微》、《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公法通义》、《使法要言》等一系列文章，倡导广大士大夫抛弃经解、词章、时文等无补时艰的旧学，改事实学。他还协助欧阳中鹄等在浏阳创办了“算学馆”，大力提倡这种“实学”。

 

唐才常等创办的浏阳新算学馆

 

一八九八年三月七日，熊希龄、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又创刊《湘报》，唐才常任总撰述。由于国事危急，他也就更注重于实际的政治活动。这时他在《湘报》上发表的文章，如《湖南设保卫局议》、《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时文流毒中国论》、《辨惑》、《论热力》等，这些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政治问题而提出自己的主张，涉及到倡办学会，提倡自治，重视科技，抵御外侮兴办实业，废除八股，要求民权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他深沉爱国思想和激进的改革主张。同时，他还积极地参加了南学会和时务学堂的工作。

 

湘学报

 

六月，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开启所谓的“百日维新”。这在人们面前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幻景。唐才常这时也兴奋地写道：“中国至此时始颇有日本明治初年气象。”他期待已久的维新变法，此时仿佛都可以次第付诸实施了。不久，他的好友谭嗣同受到光绪皇帝重用，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一起参与新政。谭嗣同还向光绪皇帝推荐唐才常“沈毅有识，于中外学问经济靡不贯彻。界以封圻，不难胜任。”并来电要他到北京参与机要。唐才常抱持雄心壮志兴高采烈地动身前往。

 

时务学堂教习：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就在他意欲一展宏图之际，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变法遂宣告失败。这对唐才常实在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他正在赴京途中。行至汉口，听到政变发生的消息，极为悲愤，中途折回湖南。他在《戊戌八月感事》诗中，愤怒地写道：“满朝旧党仇新党，几辈清流付浊流。千古非常事变起，拔刀誓斩按臣头。”词句和情调都是激烈的，但矛头所向，意在“旧党”、“佞臣”，这自然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言书，而仍是“清君侧”一类的勤王呼号。他接着去了上海，继而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进行联系侨胞、结识同志的工作。

 

谋划起事，事败身死

 

唐才常在戊戌喋血的刺激和愤懑中开始谋求新的出路，在流亡之中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接触，使唐才常思想中的革命色彩日趋浓厚。一八九九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组织“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对外则以“东文译社”之名进行活动。接着，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富有山堂”，作为自立会联络会党的机构，又仿哥老会之法，于沿江各地会党中广发“富有票”，仅两湖就发放了二万多张。

 

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合影。这张照片是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的，梁终生未曾与光绪谋面

 

一九〇〇年六月，八国联军入侵，清廷宣战。在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看来，这是他们兴兵勤王、将政权夺交给光绪皇帝的大好时机。而长江流域一带的会党群众跃跃欲试地准备起而响应义和团反帝斗争，孙中山在广东准备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又使他们感到忧心忡忡，力图抢先一步，举起勤王的大旗。唐才常以反对清政府引义和团排外为名，于七月上旬在上海英租界张园召开“中国国会”，宣布：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

 

会后，他广泛联络长江流域会党，组成自立军，总机关设于汉口，自任诸军督办，约定于8月9日起兵。他既想得到革命派的人力支持,又想得到康有为的输款援助,所以他一面声援“反清”，一面又称“勤王”。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使准备参加自立军的革命党人纷纷离去，而康有为的海外汇款又迟迟不到，致使起事一再延期。由于事机泄露等形势的变化，起事还没有发动，就失败了，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清兵捕获。在审讯中，他自陈起事的目的：“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并自书亲供：“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谋保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而已。”8月22日夜，唐才常被杀于武昌大朝街紫阳湖畔，临刑前有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故友”即指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清廷杀害的“刎颈之交”谭嗣同。

 

谭嗣同

 

思想矛盾，止步“勤王”

 

唐才常是一个从维新改良向暴力革命过渡中的矛盾体。一方面，唐才常生于耕读之家，受过系统的旧学教育，并且学养广博，根底深厚，因此传统思想的印迹很难完全从其脑海中抹去，传统士大夫的忠君观念仍像梦魇般纠缠着他；唐才常也受过光绪帝的恩惠，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因谭嗣同的推荐，得到过光绪帝召赴北京的“恩遇”，后因政变骤发，事虽未成，但他对“圣上”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感因“圣主一日之知，因此誓死以报之矣”。加之康梁等保皇派的影响，唐才常即使临刑受戮，仍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另一方面，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影响，他的思想在维新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抛弃了和平改良的幻想，开始尝试“自下而上”的武装斗争，领导发动自立军起义。然而，唐才常的武装斗争大体停留在“勤王”的层面，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且英年受戮，唐才常终究未能完成向革命派的最后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唐才常“勤王”思想与康梁还是有较大区别的，康梁所要求的是建立一个帝党新政府。而唐才常对“勤王”表示认同是因为在认识上把光绪帝看作是立志改革的开明皇帝，以为只要“清君侧”归政于帝，重行新政，国家富强还是有望的。唐才常矢志救国，把“勤王”看作是救国之一途径，把自己的生命都付诸救国道路，被捕之后，大义凛然，引颈就戮，在历史上留下的是救国志士的形象。

 

参考资料：

金冲及：《略论唐才常》，《近代史研究》，1980年04期。

孙桃丽：《试论唐才常的政治思想》，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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