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把日子过成诗

【人物·大家】

 

作者:李琭璐

 

谢冕先生今年82岁了。

 

先生老了,亲友们总是劝他好好保养,要活到一百岁。听到这些善意的祝愿,谢冕心里很不是滋味。不是惧老,而是他越来越感觉到“寿”字背后的空虚与乏味。如果精神与肉体能够同步衰老,那是一种值得欣慰的和谐,而先生不是这样。

 

颐养天年的日子谢冕过不来。养花养草、玩鸟遛狗他不感兴趣,下棋打牌更不会,甚至不办寿,过节、过年均从简。

 

谢冕:把日子过成诗

 

在《我的西郊生活》里,谢冕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随心所欲,不忍过于苦了自己。唯有这夜阑人静之后的写作才是惬意的,也说得上是‘认真’的。”

 

对于这种“刻板”的生活,谢冕有过自责。但是没办法,既然“嫁”给诗歌,就靠诗歌活命。

 

盛夏时分,我试探性地拨通了谢冕家的电话,说明采访意图,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甚至主动问,你哪天有时间呢?如此大师,如此谦和,不觉让我心里一暖。

 

采访路上遇到一小盆火鹤,翠绿的叶,火红的掌,心中一动,后来为先生买下递到家中。花虽轻,先生依然欣喜地发短信给我:“花很美,老师很喜欢,谢谢你。”

 

那日,夫人陈素琰正要出门,看有来客,忙走出屋外表示欢迎,茶几上的龙井茶,已经泡得很酽了。这对头发雪白、相濡以沫的夫妻,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

 

北京昌平北七家,一片普通的欧式别墅群,谢冕一如既往的低调。问周围邻居,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大家住在隔壁。有时先生下楼散步,被人认出,总是笑着说,不是的,不是的。

 

房间简朴至极。依然是水泥地,客厅墙壁只有一挂钟,再无更多装饰。阳台上摆满了植物,一大株绿萝挺拔苍劲,门口的书堆得有一米多高,斜斜地靠在墙边,先生有些不好意思:“书太多,有些乱。”

 

年至耄耋,谢冕的晚年作品更多偏向于诗歌评论,少了曾经的恬淡诗意,多了内心的情绪万千。愤怒、激烈、欢乐与忧愁……人愈年长,情愈浓烈。

 

而谢冕也一生警醒,始终没有高高在上。是大师,更是草芥。

 

诗歌·探索

 

夏日的暖风搜索着地面,刮不到任何东西,早些时间落得满地的玉兰花,早已都被清洁工清走。红砖墙,水泥门汀,锈涩的自行车在别墅楼前摆成一排。

 

那日,去谢冕家是暴雨来临前的天气,远处的天并不晴朗。也可能是我有把现实文艺化的潜意识,故意要沉溺于一种陈旧的环境里,又孤独又安定。

 

读过谢冕的诗歌与评论,我总觉得他是孤独的,冒昧地这样想。

 

这一次,我请先生叙说个人历史,企望有好的运气——愿他是善谈的,不用我提问,便可滔滔不绝。但谢冕不是那样的人,说出来的都是片语微光。

 

谢冕:把日子过成诗

 

我几乎没法跟先生展开辩论,他驳你一遍之后,你想诱他多说些而故意说反话,他却毫不接招:“你这样想,也可以,也有你的道理。”

 

我们不断地陷入僵局,我思路受阻,尴尬,干着急,谢冕却保持着一个乐呵呵的固定姿势,眼睛望着一摞书,像是进入另外一个时空。

 

谢冕自幼喜欢诗,有古典诗,也有新诗。古典诗好像一座高山,谢冕很向往,但是心向往之而不能及;新诗是身边的,好像朋友,有一种亲近感。

 

“我从少年时代就是诗歌少年,很喜欢诗,而且也学着写。年纪大了对成熟的人生回顾起来,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幼稚,那么天真,居然写了那么多。”谢冕从新诗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即诗歌与人的情感、内心世界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和自由的内心世界、一种无拘束的情感是有关系的。

 

诗歌是和心灵非常接近的一个文体。受到“五四”新文学及新诗革命的一些前辈影响,谢冕看到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得那么充分,那么无拘无束,“这个境界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学”。

 

那时,谢冕知道胡适,知道郭沫若,还有后来出现的一些新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觉得他们的表达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这样接近了诗,学习诗,梦想做诗人。”

 

1948年,散文《公园之秋》发表于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这是谢冕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文章写道:“枫叶红似榴火,我不想做一首华丽的赞美诗,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难大众的血迹;他们,这批可怜的被献祭的羔羊,被侮辱了,被宰割了,在黎明未降临之前,他们被黑夜之魔夺取了。血,斑斑地染在枫树叶子上。”

 

谢冕17岁时,新中国成立。他自己也投身革命,穿上军装,自愿而真诚,几乎没有任何世俗考虑,就是告别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当时,谢冕由少年转入青年,虽然他仍在写诗,但总觉得所写的并不是自己想写的,“我是按照一种理念、一种号召来写的,那不是真实的我,而且‘我’也消失了,‘我’的消失是最严重的一个事件,诗不能表达一个活生生的、有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我,那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了”。

 

谢冕最终放弃了诗歌理想。

 

20世纪50年代,谢冕与其他5位作者共同写成了《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那是很复杂的一个产物,也可以说是少年无知,那对诗歌历史是歪曲的写作、歪曲的表达。那也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充满了内心矛盾的产物,现在我把它保留下来了。”谢冕认为,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是不对的,将诗歌分为革命诗歌、不革命诗歌、反革命诗歌,现实主义诗歌、反现实主义诗歌,这些观念是有毛病的。“当时隐隐地感觉到这是错的,但又不敢说不对。”

 

谢冕一直盼望着新诗走出绝路,让青年看到希望,看到新诗能够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内心世界结合得很好。

 

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遇到了现在的朦胧诗,后来又遇到了那些被流放诗人的“地下写作”,谢冕觉得他看到了希望:“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我能够毫不犹豫地站在新诗潮的潮流中,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我所盼望的诗歌,我所想念的诗歌,现在终于回来了。”

 

“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与此同时,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我们不必为此不安,我们应当学会适应这一状况,并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这是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引发了关于新诗潮的热烈讨论。

 

对于别人的围攻,谢冕不作申辩,朦胧诗论争的对手都是大牌诗人和身居要位的评论家,可他从没有写过一篇答辩文章。他保持沉默,这是一种境界。

 

谢冕自称“反季节写作”,其专著也是一反常态在宾馆里写而不是在图书馆写。他记忆力超常,才华横溢,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笑声时时溅落。

 

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默默相对,间或闲言碎语地笑一下,心情松弛、眼神涣散,分别进入一种自顾自的状态,却又不觉得无礼。

 

客厅兼会客室不足30平方米,坐了两个小时之后,谢冕突然问我:“你读过《诗探索》杂志吗?”那是他从1984年办起来的杂志,销量不大,更不赚钱,但做得有声有色,虽没热卖,却也被众多诗歌爱好者挂念。

 

这座城市并不缺乏诗歌的氛围和热情,而诗歌用更大的热情点燃了谢冕。“我们只不过在一个真空地带,做了别人没有做的事情。”

 

当然,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让谢冕特别震动的事情。“唉,对了,我想说个事情给你听。”他很郑重地说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广西玉林还有狗肉节啊!那些动物多无辜。”先生的眼睛瞪得老大。

 

师道·呵护

 

“尽量不要打扰我的学生吧,他们太忙。”当我提出要侧面采访他的学生时,谢冕特意叮嘱。

 

谢冕的学生,大多活跃在当今学术界。

 

学生张志忠说,谢先生尤为可贵的,是他对青年诗人的全力扶持,30余年间,他为青年诗人撰评作序,不遗余力,这在当代诗评家中可以说是为数不多。“早些年间和先生交谈,我曾经劝他,不用这样来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个来访者、来信者,这样的杂事太多,沉不下心来,会妨碍做更重要的学术研究。”

 

“不能把青年人挡在门外啊。”那些来自远方的访客和书信,在谢冕这里都得到了热情的回响,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还是诗人们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过一面之缘,还是素不相识,在他这里都不会碰壁。

 

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诗人去世,他的哥哥为了满足逝者的心愿,将其诗歌编成集子,到谢冕这里求序,他欣然允诺。

 

在谢冕这里,与青年诗人的交流,并无等级差序,首先是一种情感和诗性的撞击。就像鲁迅当年,为那么多的青年作家写序,称赞他们的生命热力。而被鲁迅评价过的青年作家,有许多今日已经湮没无闻,但是,文学评论毕竟不是选择“绩优股”和“潜力股”进行投资,扶植新人,推荐新作,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迫切,为新人新作推波助澜,为当下文坛留下参差错落的风景,这才是真正有见识、有热情的大家风范。

 

谢冕:把日子过成诗

 

学生们常笑谢冕是“守财奴”,每次上北大取信件,总会拿一大包回家,看过后整整齐齐地摆放一旁,不舍得丢掉。“反观诸己,若不是当年先生不弃草芥,把稚拙愚钝的我收留在门下,耐心提点,对先生来说,不过是少了一个来自古城太原的弟子而已,而对我自己,人生的轨迹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改变,学术之路会走得异常艰难吧。”谢冕惜才,张志忠上学时常在先生家吃饭,受到很大关照。

 

“老孟”,这是谢冕对学生孟繁华的称呼,二人相识32年。多年前,在北大有个批评家周末,开始前,谢冕随意自如,谈笑风生,学生们则自在率性,书生意气,师生间的谈话海阔天空。一旦正式开始的时间到了,顿时安静,“老孟还没来?等等老孟,他说来的。”谢冕的话音刚落,孟繁华就气喘吁吁地进来,一副庄严而厚重的样子。谢冕笑着说:“老孟来了,大师来了,我们开始吧!”孟繁华朗朗大笑,算是对先生的回答。

 

谢冕对待学生一向宽厚温和,但也有发火之时。1992年,谢冕让孟繁华第二天陪他一起买《新青年》杂志影印版,但当天从意大利使馆来了位学习当代文学的学生,孟繁华便把先生交代的事情忘了。“先生当时很生气,教育我要对他人的事情言而有信,要有时间观念。”事后,孟繁华骑车又去买了一套杂志,从此再没爽约过。

 

高秀芹,谢冕最小的学生。她读博士时,正值谢冕63岁,毕业后与先生交往甚多,一些诗歌活动都会见面,她认为先生没有老过,保持了最好的活力,堪称“行走的诗人”。“他能看到学生的优点,毕业时不限定我们的论文题目,但要求学生从宏观的角度叙述细节。”

 

毕业后,学生们虽然在不同领域发展,但谢冕总是惦记,时不时就聚一下。在高秀芹眼中,谢冕本身就是一首诗,“与他在一起,我们都是老的,他是诗歌的孩子。他一生都在呵护着诗。”谢冕为诗歌奔走,不喜欢说不,而且都会给予最炽热的关爱。各地的诗歌活动,但凡需要他,从不推脱。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谢冕常开玩笑说,自己好读书,但不求甚解,“我翻得不够,到了这个岁数,应该多到图书馆看书。”

 

人的知识面是不断翻书翻出来的,让谢冕得意的是,他曾经读过一个面包车的书,记过大量笔记,还将感兴趣的内容装订成册,随时翻阅。因为如果不阅读作品,在新诗领域就不配有发言权。

 

读过许多书,但谢冕并不想写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我写了也没人理嘛。”话虽这样说,但他是不会去做“锦上添花”的学问的。

 

谢冕常常会引用诗人济慈的一句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像他这样的人,几无占有欲,对于知识、名气、权力,甚至于“来自他者的认可”等抽象的东西,全都无欲无索。

 

这样一个大热天,谢冕在家里完完整整地穿戴着干净的衬衫、鞋,手腕上还戴了手表,一副要外出的样子,他坐下来之后,裤腿缩了上去,露出深蓝色袜子,脚背上有一个大洞。

 

谢冕在北大畅春园的家,书籍几乎占据了所有空间,另有一尊拜伦雕像。这样一来,他的房间就显得格外拥挤,外人来了总会一不小心就碰这碰那。所以,每逢送客,他都要谨慎地提醒:“小心脚下!”

 

性情·自由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替你可惜。”谢冕对我说。我惊讶地笑出来:“为什么?几乎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咒骂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应该拥有不同的体验。”我无法接受:“一个从事精神研究的人当然最好有丰富的经历,但从生活层面来说,普通个体追求的还是幸福吧?”

 

谢冕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因为太震惊,之后我多次向别人转述他的这个观点,经历或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认同:“怎么这么想?我完全就不想经历‘文革’!”

 

“我害怕经历那个年代。”我对谢冕说,“我很难保证自己能在运动中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辈子都要活在自责的痛苦中。”

 

谢冕笑一下:“不一定,现在有多少人在忏悔呢?”

 

我一直困惑:为什么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集体地发生了那么大的人格变化?“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被带入群体的个人总是受无意识人格的支配。”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释,热情又单纯的人很难不被卷入集体情感,况且那曾经是一种“幸福感”。

 

“你们上学的时候,正是战争时期,不会害怕吗?”“不会,我觉得很幸福。”那时候,包括谢冕在内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坚信: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谢冕说,一个人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个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现在,谢冕已经活了82年。他说:“无法相信未来的世界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但不往前走一步,怎么会知道结果?”

 

“谢门”有个“馅饼大赛”,固定的比赛地点是昌平太阳城里的馅饼店,而馅料就是普通的猪肉大葱,活动迄今已办了3年。谢冕一人能吃七八个,但有个女学生能吃十个。今年改成了“包子大赛”,更是有学生吃下了六个大包子。“在那个氛围下,有什么比吃馅饼更重要的事呢?”谢冕侧着头,笑眯眯地问我。

 

谢冕喜欢用粗糙的生活方式来表现鲜活的生命力,年纪越来越大,他却越来越馋酒,常常在饭桌上觥筹交错,红酒白酒啤酒混着喝。

 

每逢大年初六或初七,学生张颐武会到谢冕家拜年,聊过之后,便会把先生和师母从昌平的家中接出,先去北大理发,再去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维兰西餐厅吃饭,“谢先生对牛排和咖啡等西餐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颐武还是学生时,谢冕就曾多次带他去吃西餐,“现在是颠倒过来了。”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李朝全在《飘落在燕园的一粒种子》一文中写道:“谢先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这大概是他的诗歌为何如此文采斐然的重要原因吧。跨进他的家门,首先听到的便是一片仿佛从遥远的丛林中传来的鸟儿的喧闹声,这是先生养的小鸟在欢迎客人呢。每当此时,他便会走到鸟笼前,故意做出教训小孩的样子,高声呵斥:‘这样高声地叫,真是个人来疯。’那些美丽的小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只,竟都害羞似的噤了声,低下头去,装作啄食小米或是水罐里的水,眼睛却不时偷偷抬起去溜先生一眼。鸟儿们都不长记性,或许是受先生的感染生性乐观开朗,等到下次客人来时,小鸟们依然如我。谢先生还是像往常一样,当着客人的面高声地训斥它们,小鸟们依旧装作噤了声,埋头去偷听主人与客人们的谈话。”

 

“我是想不通,有些老年人为了多活几年,付出的代价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喝。我经常锻炼,我什么都吃,活得好好的。”谢冕洗衣服从不用洗衣机,夫人与他各洗各的,“就爱洗衣服。”先生笑着打趣。

谢冕这样总结自己:“一点自由主义,一点唯心主义,加一点唯物主义。”回顾起来,他在北大度过了数年岁月,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原因是:自由。

 

谢冕崇尚自由。

 

2008年去杭州,看到碧波湖水,谢冕兴奋得绕湖跑了一圈,是性情中人;每一次诗歌研讨会发言,谢冕总要写出稿子,开会结束后,稿子就可拿去发表,是虚心之人;谢冕兴趣广泛,出差每到一个景点,都会拿着笔和本详尽记录,勤奋发问,是心细之人;谢冕不搞特权,早年出差,活动主办方考虑他年龄大,特意买了软卧,但他自己又换成了硬卧,老友刘福春说,不同年龄的人与谢冕在一起都会快乐至极,是低调之人;谢冕谦虚谨慎,一次开会,几位年轻人批评诗歌界之怪现象,他笑着回应:“我不能免俗。”是大度之人。

 

在认真与随和中,在自由与原则里,在悲观与乐观间,谢冕保持了很好的平衡。除去写作,他还喜欢吃,到任何地方的餐馆习惯抄菜谱。

 

北大东门的红辣子饭馆,每逢谢冕就餐,服务员总会甜甜地喊一声:谢爷爷来了。先生很高兴,邀其坐过来一起聊聊,这种既温暖又有人情味的生活让谢冕很是陶醉。

 

老友洪子诚说,谢冕这20多年来,为学术,为新诗,为新诗的当代变革,为朋友和年轻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做了那么多事情,自然获得许多人的爱戴、尊敬,但相信他也不会没有体验过“世态炎凉”。

 

十多年前,洪子诚和谢冕到南方的一所大学去访问,那里的领导奉他们为上宾。再过几年,又到那所学校开学术会议,可能觉得他已经“过气”,也没有占据什么政治、学术的资源和权力,对他就换了一副面孔:虽客气,但明显将他冷落在一旁,而改为热捧那些掌握着“资源”的人。

 

因为亲眼见到这样鲜明的冷暖对比,洪子诚不禁忿忿然。但谢冕好像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认真参加会议,认真写好发言稿,认真听同行的发言,仍一如既往和朋友谈天,吃饭仍然胃口很好,仍然将快乐传染给周围的人。“我有点惭愧,他也许不像我这样的狭隘。”

 

在《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中,收有谢冕的墨迹。先生写的是培根的语录:“幸福所生的德性是节制,厄运所生的德性是坚忍,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这应该是他所欣赏、甚至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了。

 

以“节制”和“坚忍”来概括谢冕性格中的重要方面,应该是恰当的。他经历厄运,对待厄运他取的态度是坚忍;他对自己能够独自承担拥有信心,他也不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和负担。在他的生活中,又确有许多幸福。他懂得幸福的价值,知道珍惜。但从不夸张这种幸福,不得意忘形,不以幸福自傲和傲人,也乐意于将幸福、快乐与朋友甚至与看来不相干的人分享。

 

下午5点,采访结束。谢冕起身送我到门口,又马上走回去抬眼看看表,嗫嚅着:“素琰怎么还没回来?”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